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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院调解遭遇“执行难”——来自A县法院的调研报告

2012-11-9 10:29:17 本站原创 林芳雅 【字体:

近年来,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重焕生机,历经从“重提调解”、“着重调解”到“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以法院调解为主的“大调解”的格局。[i]法院调解为定分止争、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近年来,调解这种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却遭遇了“执行难”的困境,偏离了“案结事了”的初衷。调解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为何频频出现当事人就调解书申请执行的情况呢?其原因何在?法院应如何应对?笔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本文拟通过对闽南地区某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A县法院)200912-20128[ii](以下简称2010-2012年)进入执行程序的调解案件的分析,探讨法院调解“执行难”的成因,并结合司法实践提出一些建议。

A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地处闽南金三角西北部,依山近海,交通便捷。其文化积淀已逾千年。该县茶文化源远流长,享有“茶乡”的美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A县经济发展迅速,已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全县共辖24个乡镇、465个村居,总面积3057平方公里,2011年生产总值达355.8625亿元,经济较为繁荣;户籍人口112万,其中乡镇人口多达九成,人口以农民为主。A县法院总编制116人,现有法官80人(其中一线法官59人),设有刑事审判第一庭刑事审判第二庭、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审判第二庭、行政审判庭、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等业务庭以及司法行政装备科,司法警察大队、政治处、监察室、办公室、研究室等职能管理科室。2010-2012年,A县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11283件,结案9887件,其中调解结案数近三成。值得深思的是,看似可喜的调解率背后却隐藏着日渐增长的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该院在实践中也意识到了“两高”现象,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一、问题的提出:案结事不了——“两高”现象

(一)高调解率

笔者对A县法院2010-2012年的民商事案件的结案方式进行调查,运用纵向分析法[iii]统计得出调解率分别为21.92%25.29%36.37%,且均高于全省2010年至2012年调解率的平均值,如图1所示。观察图表可得,近年来调解率不断上升,2011年至2012年更是大幅攀升。这表明调解作为民事案件主要的结案方式之一,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年份

2010

2011

2012

调解结案数

686

1016

997

民事结案数

3129

4017

2741

调解率

21.92%

25.29%

36.37%

       1

(二)高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

1、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过高

该院2011-2012[iv]调解案件执行收案数分别为320件、289件;调解生效案件分别为1021件、1002件;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分别为31.34%28.84%2011年全市、全省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均值分别为19.19%14.08%2012年全市、全省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均值分别为16.49%12.60%,如图3所示。观察图表可得,该院的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对比全市,乃至全省基层法院是较高的。笔者通过统计得出,2011年该院的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于全市6个法院(全市共有11个基层法院),全省75个法院(全省共有84个基层法院);2012年高于全市7个法院,全省72个法院。

综上,该院的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明显偏高,偏离了“案结事了”的初衷。换言之,法院调解制度定分止争的司法功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年份

A法院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

全市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均值

全省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均值

2011

31.34%

19.19%

14.08%

2012

28.84%

16.49%

12.60%

        3

2、对比判决申请执行率

为了进一步印证上述结论,笔者统计了2012[v]判决案件的申请执行率[vi],与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进行比较。统计结果显示,前者为15.46%,后者为28.84%,后者比前者多了将近15个百分点。这也与部分执行法官的反映相吻合,即进入执行程序的调解案件越来越多,且部分调解案件执行的难度更大。

 

二、现状的反思:法院调解缘何“案结事不了”

按照原本的制度设计,调解作为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是其意思自治的体现,相较判决而言,当事人理当更容易接受,更愿意去履行。然而实践表明,以调解结案的案件却遭遇了越来越多被申请强制执行及执行上的困境。调解如同被蒙上了一层名为“执行难”的灰尘,黯淡了优势,现在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去灰除尘,使调解重焕光彩。首先,必须知道成因何在。实践中,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除了部分无关调解质量的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不当调解下质量方面的瑕疵,法官审判权和当事人诉权的行使等主观诱因是导致此现状的重要原因;同样,执行机制的缺陷也不容忽视。

(一)对不同诉讼主体心理及行为的剖析

1、审判法官

(1)可期待利益

其一,可规避办案风险。相较判决而言,调解程序简便,快捷、高效,同时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以及法律的适用要求不高。调解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存在上诉、改判或发回重审等问题,当事人信访、申诉的情形也较少。对于主审法官而言,不但减轻了工作量,还减少了办案风险,因此何乐而不为。

其二,可省时省力。在调解中,法官凭借丰富的审判经验,可能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某些案件即便调解,被告自动履行的可能性也不大。如特定当事人在短期内多次成为被告,或者已有履行不能的先例等。此时,法官理应告知原告,但实践中却不然:如果原告因此拒绝调解而进入审判程序,则法官为了判决必须负担更多的时间、精力等诉讼成本;再者,若被告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的话,即便判决被告履行义务,也未必奏效。而采用调解则可以缩短原告主张权利的期间,也可谓“上策”。

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法官为了追求“省时省力”的可期待利益,导致其对被告财产、资信及履行诚意的审查不力,使得部分恶意调解的案件未被过滤,无形中增加了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的数量。

2)客观驱动力

其一,法官为了绩效考核,评先选优而追求高调解率。目前,人民法院考评体系的导向性致使法官过度追求高调解率。在“调解优先”的形势下,调解率直接与法官的工作情况、奖惩相挂钩。[vii]20113月前,绩效考核基本上是针对调解率、上诉率、改判率及发回率等,且调解率是重中之重。一旦调解率下降,就会影响法官的个人利益。在交流中,法官们也表示,一旦接手案件,肯定会优先考虑调解,多次“和稀泥”也是硬性指标下的无奈之举。这导致部分审判法官会不自觉地“以判压调”、“以拖压调”、“以诱压调”,以至于最终达成的调解协议没有充分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此外,法官还擅长利用“背对背”调解,向不同的当事人释放不同的信息,给当事人造成“若拒绝接受调解可能更为不利”的感觉。如向当事人强调败诉的风险,一旦败诉,不但得不到利益还要承担昂贵的诉讼费用。特别是对原告施压,致使原告权衡后多数选择让步。而调解后,一旦被告发现不履行调解协议更为有利或拒不履行的惩戒措施不足为惧,便可能采取转移财产等措施来逃避履行,使得原告即使让步也难保权利的实现。

其二,审执分立制度导致审判法官对调解案件的执行效果鲜有关注。司法实践中,审判与执行环节相分离,对审判法官而言,调解案件是否进入执行程序以及能否顺利执行与其利益呈弱相关。交流中,民庭法官也表示,在调解时他们更关注的是“能不能调解”、“怎样调解”,很少关注调解成功后的案件进程。这导致部分调解书表述不够明晰,加剧了执行难,也减损了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

2、当事人

(1)部分当事人将调解作为一种诉讼策略,逃避责任

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被告将调解作为一种诉讼技巧,利用审判法官急于调解及原告急于实现权利的心理,步步为营迫使原告让渡权利。在达成调解协议后拒不履行,待进入执行程序后进一步讨价还价,要求原告再次让渡部分权利。

二是被告有履行能力但不履行,在调解阶段一再要求原告让步,而后利用协议达成之日到履行期限届满的时间差转移、藏匿、变卖财产或直接“失踪”,达成恶意调解的目的。

究其缘由,一方面,被告拒不履行的法律风险低。在其转移全部财产的情况下,仅面临15日的拘留;从字面意义上看,拒不执行裁判罪又不包含调解书的拒不执行(事实上并非如此)。另一方面,被告拒不履行的道德风险低。目前人民法院尚未实现对裁判文书的完全公开,即使公开也不包含调解书。因此,被告即使不履行调解书,大多数人不会主动查询该案具体信息,对其作出否定性评价;[viii]即使查询得到,所看到的也仅是案件是否执结的状态,无从得知被告是否有恶意转移财产等不诚信的行为。

(2)部分当事人缺乏实际履行能力,造成客观履行不能

部分被告在诉讼之初就将调解作为结束诉讼的捷径。有的是为了摆脱债权人的纠缠而同意调解;有的认为,与其步入冗杂繁琐的审判程序不如利用调解早日结束诉讼,省得劳心费力。

(3)部分当事人出现法官“审判阴影”下的“合意贫困化”现象

当前“审调合一”的制度模式使得审判法官身兼审判者和调解者。当事人担心的是,如果调解不成而进入审判程序,法官是否会将调解中形成的“先入为主”的预断带到审判中来。因此,部分当事人并不会在调解阶段过多地暴露己方的证据,也不情愿让步。“合意贫困化”下的调解协议存在着意思瑕疵,一旦被告情愿承担违法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可能性。

3、执行法官

在调研中,执行法官表示,越来越多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而且部分调解案件的执行难度丝毫不亚于判决。执行法官也陷入了调解案件“执行难”的困境。

(1)执行力量不足,执行联动机制不完善,降低了执行效率。

根据该院编制,执行法官的数量应占法院行政编制总人数(122人)的15%,,而目前仅17名,人员配置不足。此外,车辆及通信设备也相对不足。执行法官在执行判决案件的同时,还要兼顾越来越多的调解申请执行的案件,愈发“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内生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执行效率。据部分执行法官反映,执行联动机制仍有待完善。目前该院仅可就机动车进行联网查询,对于房产、银行账户等尚未形成网上查询机制,使得执行法官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要花更多的精力进行实地查询,大大降低了执行效率。

(2)惩戒措施过于单一,对义务人的威慑力不足。

我国现行法律对拒不执行的制裁措施规定过于单一,可操作性不强且力度不足,无法有效震慑不履行义务的债务人。查询、扣押、冻结、搜查、拍卖等执行措施奏效的前提是义务人还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旦其转移全部财产,那么对其罚款就失效了,执行难免陷入困境。对于部分义务人而言,拒不执行所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风险就是拘留15天。

(3)部分调解书存在瑕疵,致使执行困难。

审执分立的制度使得审判法官更关注调解的过程,而非调解结果。由于缺乏审执一体的意识,部分审判法官确认的调解书存在瑕疵,难免损害第三人的权益。如离婚案件中,原、被告均认可某楼房系夫妻共同财产,法官依调解书确认楼房归原告所有,后双方办理过户手续时,被告的父母提出异议,称楼房是在原、被告结婚前赠与被告的,从而导致原、被告处分房屋的行为无效。又如调解书未明确履行期限,导致双方又产生争议并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对制度的分析

1、考评体系下的不合理导向

1)导向偏离:旧考评体系对调解率的过分强调

在案件质量评估体系[ix]出台前,调解率、上诉案件改判率以及发回重审率等数据是法院、法官绩效考评的重要参数和衡量法官个人办案水平的重要依据。笔者认为,这样的考评体系不能科学地反映法官的调解工作,未能跟进调解案件的进程,如调解案件是否自动履行,或是否进入执行程序,抑或是否真正具有可执行的内容以及执行是否到位等问题。基于调解带来的种种可期待利益,审判法官更热衷于参与调解甚至不当地“和稀泥”。单纯地将调解率列为效果指标而又缺乏对调解质量的考核,背离了调解的初衷[x]。审判、调解和执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当事人的权益,实现“案结事了,而不是法官谋求个人利益的手段。如果一味追求调解率而忽视调解质量,就会使更多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甚至成为不能执行的“法律白条”。

2)导向矫正:新考评体系对调解率的细化及对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的重视

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颁行带来了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动,一是细化了调解率的计算公式,二是将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纳入审判效果指标。原本调解率的计算方式[xi]比较粗放,审判法官只要制作出一份调解书,无论其自动履行与否即宣告调解成功,该案就会纳入调解率计算的分子中。修正后调解率的计算公式[xii]区分了案件类型,分为简易程序案件调解及普通程序案件调解,后者占了70%的比例。修正后的计算公式较为合理,也促使法官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普通程序案件的调解上。

不过这也衍生出一个问题,调解率是否可以投机取巧?该院审判监督庭法官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及分析,发现修正后的调解率仍有些许不足,笔者整理如下:其一,修正后的调解率鼓励法官着力于普通程序案件的调解,然而实践中简易程序案件的调解更有成效。在对此类调解胸有成足的情况下,不排除部分法官将之转入普通程序再调解结案。大比重推动下的调解率自然更高。其二,修正后的公式虽然较为精确,但修正前的一大弊病仍悬而未决——未与调解后义务人的履行情况相挂钩,仍将调解后“案结事不了”的案件包含在内。

所幸的是,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作为新的考评指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调解率的上述缺陷,而且其在30%的效果指标中与调解率的权重相差无几[xiii],可见最高院对调解“执行难”的重视。该率更能反映调解案件的质量和当事人服判息诉的情况,也较好地抑制了审判法官对高调解率的盲目追求。但由于该率仅实施一年多,具体实效尚待观察、分析,在此不多赘述。

2、审执分立,衔接不畅

上文所述,“审执分立”模式下,审判部门顺利结案即告完结,而案件是否申请执行等均不属于其工作范围。固然,该模式有利于审判与执行的专业化分工,提高法院的运作效率,但也产生了不利于调解协议履行的问题。部分审判法官未树立“审执一体化”的意识,忽略了审、执环节的联系与承继。如,未及时督促调解案件的即时履行;对债务人明显缺乏履行能力的,未向债权人提示风险;部分调解书存在瑕疵等问题。

 

三、路径的探求:法院调解如何实现“案结事了”

为了避免调解案件屡遭“执行难”的尴尬局面,真正地实现“案结事了”,结合该院具体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可从审判法官、当事人、执行法官、制度等方面入手,促使法院调解最大限度地实现纠纷解决的司法功能。

(一)完善调解工作理念,提高调解质量

法院调解屡遭“执行难”,各方难辞其咎,不过追根究底,审判法官的不当调解才是病灶之“本”。笔者认为,要“治本”应从树立正确的调解工作理念入手,正确看待调解率和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担任调解员时,法官应摒弃“法官”的角色,善于倾听,融入调解的氛围,真正地为当事人着想,而非一味地“和稀泥”,甚至强制调解。同时,应弘扬“审执一体化”的理念。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法官仍应跟踪调解案件,避免案件进入执行阶段。

1、推广茶桌调解:调解的“司法功夫茶”

早在宋朝时期,我国的茶馆就具有“民间法庭”的雏形。[xiv]每当乡亲邻里发生纠葛而不愿对簿公堂,纠纷的各方便会叫上亲朋好友或宗亲族长来茶馆,边喝茶边陈述事情的经过及主张,由众人评理,最后由德高望重的族长或乡绅作出裁决,各方须服从裁决并不得异议。可见茶在古代就是纠纷解决的重要媒介。品茶讲究工序、氛围,调解也不例外。

调研中,笔者发现A县法院民一庭的调解独具特色,即调解的“司法功夫茶”。A县素有茶乡的美称,以茶待客是其一大传统。茶香缕缕,一杯飘香的铁观音往往能缓和当事人焦躁的情绪。法官身着便装,以客人之礼接待当事人。此刻法官化身为与当事人平等的中立之人,当事人由此感觉受到了尊重。此等感受远不同于对峙法庭的紧张、胆怯,使得当事人愿意敞开心扉,接受法官的意见。

茶桌调解为当事人营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避免当事人因惧怕法官的审判权威而形成非真实的意思表示。法官“拉家常”式的调解方式,加上“司法功夫茶”,有助于达成真实有效的调解协议,降低调解书进入执行阶段的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民俗风情及法官的调解经验,推广茶桌调解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2、重视方言调解:地方调解的特殊性要求

A县法院地处闽南地区,悠久的闽南文化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平日里都用闽南方言进行交谈,该院的调解方式也与此文化习俗氛围相契合,即采用方言进行调解。一方面,法官能够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方言,让当事人对调解有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特有的闽南腔调往往让当事人感到亲切,使其卸下防备的心理,愿意向法官倾诉。当方言调解与背对背调解相结合时,更能发挥功效。以笔者亲历的一场调解为例,被告一开始不同意调解,后来法官通过与被告的交谈,发现原被告是同乡人,法官便使用“同是厝边(邻居)人”、“厝边头尾”、“种田好田嶝,住厝好厝边”等俗语来劝告被告,同乡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不要为了这些小事扯破脸皮,和和气气以后也好互相照应。在法官的循循善诱下,被告最终同意调解,签订了调解协议。而究其当初拒绝调解的缘由,在于书记员生硬的普通话,令人觉得“不近人情”,因此被告宁愿上法庭走程序。

固然,普通话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法官因地制宜地采用方言更有利于调解的达成。方言调解就是地方特色与法律适用碰撞的结果。一言蔽之,面对农民等本地人时,法官要擅于利用方言有针对性地调解,增强协议的可接受性,促使义务人自动履行调解协议;对于不熟知闽南方言的外来人士,应使用普通话进行调解,保证信息及时、完整地传达。

3、建立调解跟踪机制,确保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

调研中,笔者发现,调解跟踪机制在该院的派出法庭已有所体现(虽意义有所不同)。派出法庭受限于人力、财力、物力,因此如果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也是由主持的法官负责执行。因此,其更注重调解的质量。

因此,笔者认为可借鉴派出法庭的做法,建立完善的调解跟踪机制。在协议达成后,法官应继续关注义务人的履行情况。其一,审判法官作为案件的承办法官,对整个案件及调解的流程、结果及当事人的履行意愿都相当了解。其二,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通常是以批量化的形式,执行法官难免会忽略部分调解个案的具体情况而采用同判决案件一样的执行方式,导致执行效果不佳。调解跟踪机制可以有效督促义务人行为,尽可能的避免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既可以减少执行压力,又可以降低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无论从绩效考核还是审执衔接的角度出发,审判法官都有理由更积极地关注义务人,确保协议的履行。

协议达成后,法官可通过电话联系、走访及谈话等方式及时了解履行情况;也可以联系当事人的代理人或所在的村委会、居委会干部,利用社会力量进行督促。同时应区分拖延履行的原因,如果是故意拖延或不履行等主观原因,法官应强调法律后果,以警示义务人。如果是误解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履行不能,法官可主动向权利人释明,协调双方利益,尽可能地避免进入执行程序。

(二)引入有效的调解履行监督机制,督促义务人自动履行

面对部分当事人恶意调解,或利用调解作为权宜之计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当引入切实有效的调解履行监督机制,加大法律风险及道德风险,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调解书,从而真正地实现“案结事了”。

1、调解阶段的监督

1)加大担保履行制度与财产申报制度的适用,防止义务人转移财产

一方面,法官在引导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时,应充分行使释明权。对于无法即时履行的,可适当提示当事人设立担保履行条款。[xv]在义务人拒不履行时,权利人可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或对担保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调解前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应依法进行保全。调解确定分期履行的,义务人在履行第一期义务后,要求解除财产保全的,原则上不予准许,除非有相当的财产作为担保,以防止其解除后于二期履行期限届满前转移财产。

另一方面,前置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制度。调解时,义务人应主动对自己的债务履行能力进行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进行财产申报。[xvi]申报的内容包括财产数量、银行账务、有无抵押、质押及到期债权等情况,义务人应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财产申报制度的前置,有利于权利人了解义务人的实际履行能力,打消义务人将调解作为“缓兵之计”,转移财产的念头。

(2)运用附条件协议,提高义务人履行的积极性

调解协议的达成往往是权利人让渡权利的结果,权利人可运用附条件协议加以保障。如将全面履行协议作为让步内容生效的条件。当义务人拖延履行时,权利人可以按让步前的债权全额申请执行。法官在居中调解的过程中,应及时提醒权利人运用多种方式保障自己的权益;也应向义务人阐明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3)强化对恶意调解的惩处,保障“真正”权利人的利益

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前,我国法律缺乏对当事人恶意参与调解行为的惩戒措施。根据当事人是否恶意串通可以分为两种类型,[xvii]一种是双方无恶意串通,仅是一方当事人恶意利用调解来损害对方的非诚信诉讼行为[xviii];另一种是双方恶意串通,利用调解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规避法律的非诚信诉讼行为。在实践中,前者为常态,后者近年来“异军突起”,凸显了民事调解的风险,其典型情形就是当事人“手牵手”来参加调解。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113[xix]规制了恶意调解的第二种类型,轻则罚款、拘留,重则科以刑罚。此规定增加了恶意调解的法律风险,有利于减少恶意调解的行为,保护第三人权益。不过笔者认为,应将第一种类型也纳入规制之中。强化对单方当事人恶意利用调解的惩处十分必要。唯有“两手抓”,才能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2、执行阶段的监督

1)加大对拒不执行调解书的惩罚力度

上文已述,义务人的违法成本过低是进入执行程序的调解案件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加大惩罚力度,完善执行制裁措施体系。

首先,明确起算点。实践中,法院只对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追究责任,一般不会追究执行立案前的行为。而很多义务人恰恰是利用这段空白期——从签订调解协议到约定的履行期届满,甚至到执行立案的这段时间,转移财产,制造“到期无钱可还”的假象。因此,笔者认为,应从签订协议之日起就对义务人加以监督,一旦查实义务人转移、隐匿财产,即应追究法律责任,视情节不同而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并在罚款数额、拘留时间上有相应的体现。

其次,细化制裁措施。在法律适用上,多数人认为拒不执行裁判罪只包括判决书和裁定书。尽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对拒不执行裁判罪的对象做了扩大的立法解释,吸纳了生效的调解书,[xx]但仅仅解决了理论上的纷争,由于罪名不甚严谨导致实践中很少将“拒不执行调解书”认定为犯罪。笔者认为,将该罪名更名为“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罪”[xxi]更合适,据此可将拒不执行调解书情节严重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范畴。因此,民事执行中的制裁措施除了罚款、拘留外还应包括刑罚处罚,形成层次分明的制裁措施体系。

(2)公布被执行人的诚信记录,建立被执行人的诚信档案系统

除了法律风险,道德风险较低也是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的诱因之一。由于调解书不公之于众,这会给被执行人一个心理暗示,即使不履行调解书,公众也无从得知,因此也不会对其信誉、诚信度造成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应在网上公布被执行人的执行情况,开展“反执行规避”活动。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网站的做法,建立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xxii]为社会公众了解案件执行进程提供途径。但是目前信息录入尚不完全,众多执行案件仍游离在系统外,且就已录案件言,只能查询到案号和案件办理状态(已结或未结),无法查询到其他具体情况。因此可进一步完善该系统,各法院应及时反馈执行的具体情况,并建立被执行人的诚信档案系统,与银行、担保公司等机构的个人信息共享。一旦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其不诚信的行为将为银行等机构所知,不利于其今后的贷款、担保等行为。

此外,笔者认为可效仿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借助微博,曝光“老赖”的行为。[xxiii]利用微博受众广、传播范围广的特点让“老赖”无所遁形,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上述做法都将加大道德风险,对被执行人形成有效的心理约束,从而督促其主动履行调解书。

(三)成立快速执行组,完善并推广快速执行机制,提高执行效率

除了“治本”,面对已经进入或很可能进入执行程序的调解案件,也要防止其成为积案,加剧“执行难”。结合该院的实践创新,笔者认为,可成立快速执行组(以下简称快执组),完善并推广快速执行机制,防止案件久拖不执。

通过调研,笔者得知该院执行局自20101月起在执行实施组下设快执组、普通执行组,各司其职。负责快执组的法官表示,自快执组成立以来,执行结案率大大提高。数据表明,2010年快执组在执行期间[xxiv]即时执行的案件数占结案总数的25.4%,比2009年新案一个月内的执行结案率提高了12%,执行效率显著提高。

1、快执组的高效性体现在案件处理的主动性及流程的紧凑:由三名执行法官对新收案件当日阅卷、次日处理,快速查清并处理可供执行的财产,缩短准备期限;收案10个工作日内查实无可供执行财产或虽查有可供执行财产,但在一个月内无法执结的,即将案件流转至普通执行组继续执行。

2、快执组成效显著。该院两年多的实践表明,快速执行机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对探索实行分段集约执行机制的要求,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同时,提高了执行效率。在分流的过程中,一方面引导申请执行人举证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增强其对法院执行的信心;另一方面,快执组高效快捷的强制措施,增强了执行的威慑力,有利于约束被执行人。此外,快执组对案件的过滤有利于执行法官集中优势力量攻克流转至普通执行组的案件,使执行更具针对性。

两年来,该院快执组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实践时日尚短,仍存在一些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其一,确立统一的查询机构。批量收案的模式下,所需查询的被执行人数量众多。而工行、建行等金融机构的处理进度决定了查询回执的取回时间,这意味着执行工作的开展受回执的制约。因此,应确立统一的查询机构,如人民银行或银监部门,由其查询申报的财产及担保物,简化执行程序。其二,实现房地产管理信息联网,完善登记、公示制度。涉及不动产查询时,常常会遇到面广量大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各部门各自为政,互不联网,导致财产登记与公示严重脱节。为此,建议结合财产申报制度,实现房地产管理信息联网,提高执行效率。

(四)以提高调解质量为中心,设定科学的调解考评体系

1、重视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建立并完善调执反馈机制

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对调解率过分重视的不当局面,但该院目前尚未将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列为法官个人的考核指标。因此,审判法官片面追求高调解率,不关注案件后续情况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提高对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的关注,并区分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主客观原因。具体到快执组,可根据执行数额的大小、周期的长短考量执行难度,反馈给审判法官并录入法院系统,作为法官业绩考核的参考值。调执衔接及反馈机制有利于审判法官调执兼顾,重视调解质量。

2、细化调解率,丰富调解率的内涵

在强调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的同时,还应进一步细化调解率。笔者认为,根据案件的实际履行情况,调解率应包括调解案件当庭履行率、跟踪履行率、债务担保率等,与担保履行等制度相结合,提高调解案件的质量,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i] 齐树洁主编:《民事审前程序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ii] 2010年的统计区间为20091221201012202011年统计区间为20101221201112202012年统计区间为201112212012年(1220目前截止到)820。下文2012年数据均截止到820

[iii] 以时间为纵向分析指标,统计A法院2010-2012年的调解率并进行比较。

[iv] 20113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颁行后,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正式纳入案件审判效果指标。在此之前该法院并未统计、录入该项数据。鉴于执行局年收入的执行案件数量大,笔者在短时间内无法全部统计出来。为避免数据差错,笔者遂采用横向分析法对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进行分析,因此此处未列出2010年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

[v] 案件质量评估报告体系(31率)出台前,执行履行率未区分裁判结果是否可执行,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31率后设立裁判自动履行率(包含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的审判效果指标,较为准确。由于从20113月才运行该系统,故笔者取2012年的数据进行统计。

[vi] 判决案件申请执行率=1-裁判自动履行率-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

[vii] 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1页。

[viii]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全国各级法院要将执行案件录入中国法院网,银行等机构可以自行查询,但所查询到的信息量较小,如案件的案号及办理状态(已结或未结)。

[ix]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于2011310下发各法院。

[x] 何智玲、周强:《民事诉讼中不当调解的成因与规制——基于对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现象的解读》,载广州市法学会主编:《法治论坛》(第24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xii]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xiii] 调解率和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分别占效果指标的8%7%

[xiv] 李菊兰:《茶馆功能邹议》,http://www.lycwhyj.com下载日期:2012828

[xv]《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第1款规定:“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xvi] 周强:《诉讼调解申请执行率高的现状、成因与对策——以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载广州市法学会主编:《法治论坛》(第22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xvii] 李春华黄纯楠:《浅论民事诉讼中恶意调解的概念及分类》,http://www.law1954.com,下载日期:201297

[xviii] 上文所提及的恶意调解均指此类恶意调解。

[xix]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13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 逃避履行法律文书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xx]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829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的解释如下: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xxi] 陈安营:《浅议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1005/05/407348.shtml,下载日期:201295

[xxii] 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网址: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

[xxiii]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于201257在本院外网建立被执行人信用数据库,在新浪网上开通了全国首个“老赖”微博曝光台——“思鸣法槌”。网址如下:http://news.163.com/12/0906/23/8AOM9FAE00014JB6.html

[xxiv] 快速执行组的执行期间为一个月。

 

(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硕士研究生。齐树洁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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