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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佳证据规则之发展

2012-11-29 16:26:05 本站原创 蔡惠霞 【字体:

最佳证据规则(the best evidence rule)是现代英美法系国家中关于文字材料可采性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该规则的基本精神在于“以文件内容而不是以文件本身作为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提出文件内容的原始证据”。根据牛津法律辞典的解释,最佳证据规则要求一方当事人必须提交反映案件本质的最佳证据。在现代法律中它主要局限于实践规则,而不是一项法律规定,即为了保证书证内容的真实性而须提交私人文件的原件;如果无法提交应解释缘由。[i]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最佳证据规则作为普通法上的一项著名规则,从原则到例外,无疑不是司法经验与逻辑思辨的智慧结晶,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精华。本文以论述英国最佳证据规则的发展脉络,剖析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变迁历程及其面对的现实挑战。

一、历史沿革

(一)历史渊源

最佳证据规则起源于英国古代司法证明方法中的“文书审”(trial by charters)。所谓“文书审”,就是诉讼当事人应提交与争议事实相关的文书,由法官裁定当事人的主张是否在文书中有足够的依据。相对于“神明裁判”,“文书审”的应用无疑是理性的,但这种查明案件事实的方法主要适用于英国上流社会阶层之间的民事纠纷。“文书审”的核心就是文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前在庄重形式下制作的文书内容就是对日后诉讼争议的裁定。法庭的任务并不是做出裁判,而是让文书做出裁判。[ii]只有提交文书并确认其真实性,才能使法庭支持其诉讼主张。司法实践的发展中,英国确立了早期文书证据规则的基本原则,即原始文书的不可阙如。

在理性裁判完全取代神明裁判之后,英国形成了对抗式的审判制度,引入了陪审团制度,促成了证据制度的发展,通过对证据的采纳与衡量,来决定争议事实及其法律问题。当文书在社会中得到普及,早期的证据规则也随之变化,从原始文书的不可阙如演变成最佳证据规则。

(二)规则的确立

最佳证据规则是一项古老的证据规则。撒耶(Thayer)指出:“最佳证据规则”这一用语最早出现于1700年的案件中。首席大法官霍尔特(Holt)论述其效力说:“仅仅需要事物本身所能具有的最佳证据”。这一论述是作为接受证据的原因而被提出的,毫无疑问,“所能有的、最佳的”这一高度灵活的准则孕育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规则:即必须提供所能提出的最好的证据——次等好的证据就是不可以的了。[iii]

18世纪最佳证据规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及全面的应用,甚至可以说是该规则的盛时期,充分发挥了它的排除功能。在Omychund v. Barker[iv]一案中,Lord Harwicke认为,除非所提交的证据是代表着案件本质的最佳证据,否则该证据不能被采纳。这是迄今我们所发现的对最佳证据规则的最早判例论述,法院由此明确了最佳证据规则的基本内涵,即作为证据法的一项基本规则,要求只能采纳反映案件本质的最佳证据(there is but one general rule of evidence, the best that the nature of the case will admit),该判例因而成为了后世判决的经典依据。

Omychund案件之后,英国法学家吉尔伯特(Geoffrey Gilbert)就对最佳证据规则进行理论阐释,在其1754年出版的《证据法》一书中最为推崇最佳证据规则。他认为“与证据有关的第一且最为重要的规则就是,人们应当提交最符合争议事实本身之性质的证据……即如果就事实本身而言(exnaturarei),当事人还拥有更好的证据,则其他任何证据都不得容许”。[v]诉讼中应当提出最能代表事实本质的证据,若没有提出则无法对事实进行证明。在其构建的证据等级中,书面证据优于言词证据,必须对非最佳证据进行严格的限制。吉尔伯特的理论极大地普及了该规则,甚至对证据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佳证据规则作为一项实质性的排除规则,其最初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限制实际生活中的证言,倡导书面证据。因为就生活常识而言,前者是较为不可靠的,而后者相对可信。1852Maule法官在判决中说:“如果你想抓住文书的内容,最好的办法为提示该文书。这是常识公认的一条规则”。[vi]诚如我们所知,在最佳证据规则发展起来的年代里,不存在打字机和复印机,但却有制作原始书证复制件的代笔人,所以原始书证的发现与使用显得至关重要。对于最佳证据规则,英国证据法历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因而在不同年代的判例中法官会根据个案的性质及情况的不同而作出适时的裁决。该项排除规则在初期没有太多的限制,适用较为广泛,既可以适用于文书证据也可以适用于实物证据。在理解最佳证据规则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1)是一项关于证据能力的排除性规则;(2)作为证据提出规则,要求提交原件;(3)排除次要证据,次要证据的证明力为零。

早期最佳证据规则在英国的司法适用较为严格,法庭均机械的引用该规则要求当事人必须提交原始文书,从而导致因特殊情形而无法提交原件的当事人败诉,影响司法公正。14世纪末英国开始适用与发展衡平法,坚持以“正义、良心和公正”为基本原则,为弥补最佳证据规则之不足而适用衡平法,逐渐打破了提交原件的传统规则,从而保证有正当事由的当事人在无法提交原件并能给予合理说明的情况下胜诉。司法实践的不断累积促成了最佳证据规则的发展,例外情况的总结与确立增加该规则的灵活性。

(三)规则的转变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原初的规则在实践中可能成为采纳证据的障碍,因而“大约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法院一般都允许当事人根据公共记录档案的副本或复制件提起诉讼,而不必提交原始文书”[vii]20世纪之后,虽然这个规则不时被引用,做出一方当事人未能提交更好证据的推论,但是法庭一般不会排除相关证据,因为可能存在可以利用的更好证据。[viii]

1937年,在Robinson Bros(Brewers) Ltd v. Durham Assessment Committee[ix]一案中法院再次明确了最佳证据规则的重要地位,如间接证据之所以被排除,并不是因为没有逻辑上的相关性,而是因为它不是最佳证据;但如果最佳证据不可利用,可以通过间接证据来证明。这一例外说明了最佳证据规则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Scott法官所言,那项古老的规则已经远去多时了,现在所存留的是如果你持有原始书证,那么你就必须提交它,而不能提交通过复制而得来的间接证据。

1969年,英国法院在Garton v. Hunter[x]一案中认为,虽然根据最佳证据规则应该提交最佳的证据,任何次级的证据都必须排除、不再利用;但在本案中无疑是存在着实际上的出租关系,相对于最佳证据而言订约人盈利方法的间接证据是较为不重要的。即使遵守法定要求找到市场交易中的约定租金,这也不过是分量极小的证据。如果法院单纯从字面上适用Scott的司法意见,那么将造成无形的错误,也无法做出任何结论。

因此法院决定不再限制相对于最佳证据的可采性证据,而是承认所有相关证据,只是必须对相关证据进行可采性的权衡来决定采纳与否。由此可见,最佳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处于转型过程中,对书证内容要求的严格性在慢慢降低,它的包容性在不断扩张。

Springsteen v. Flute International Ltd(2001)L.T.L一案中,上诉法院认为,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交的是有关书证内容的间接证据,那么就由法庭作出决定,根据案件的所有条件决定赋予该证据的重要程度,而无须提交原始书证。[xi]因而,Jonathan Parker认为,这一规则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正式跟最佳证据规则告别的时候,在当事人提交书证内容的间接证据时,应由法庭来决定该证据的重要性。[xii]而在Springsteen v. Masquerade Music Ltd一案中,上诉法院法官甚至直接熄灭了这个最后闪烁的规则:在19世纪中期权威人士确立了这个规则,若非如此,所谓的最佳证据规则会被法院认为仅仅是一个实践作用中的规则,法院不赋予间接证据重要性,除非当事人能够提出解释书证本身的证据,使得法院满意……就我而言,我将不再承认这个古老规则应用的“存留情况”的存在。[xiii]

     但是,如果是一方当事人原本能够提供最佳证据却未提供,则仍然会产生判决上的不利后果。比如,2003年的Post Office Counters Ltd. v. Mahida债务纠纷一案,原告由于自己的原因破坏了书证的原件,转而试图依赖被告提供的次佳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官认为原告的证明失败。[xiv]

(四)规则的现代视角

英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沃尔夫勋爵的带领下开展了“接近正义”的司法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如下:(1)促进司法正义和降低诉讼成本;(2)减少规则的复杂性和促进术语的现代化;(3)删除实践和规则中不必要的差别。[xv]由此可见,改革一直致力于法律的合理性和明确性,减少对相关证据可采性的限制,新《民事诉讼规则》的实施强调了法院对证据的控制。

在新理念的指引下,最佳证据规则在英国的影响力无疑在缩小,将其视为现代证据法系统一般原理的理由已经显得不充足了。原本最佳证据规则所要求的提交代表实质性证据的原始书证(相对于复制件或其他二手书证的证据),现在已经退化了。[xvi]从英国实务中的做法来看,最佳证据规则的发展呈现一种逐渐衰落并由一项纯粹的排除规则蜕变为“文书原件规则”的趋势。[xvii]

有一种观点认为,《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已经允许文书中所包含的陈述可以用非最佳证据证明,简化了文书的提交与检查。但《1995年民事证据法》第8条和《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33条都严格限定在文书中所包含的陈述证据(例如传闻证据),而不是将文书内容作为直接证据。即使有人认为1995年的法律实际上是从侧面废除了最佳证据规则,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1条的规定就明确地反驳了这一观点。[xviii]而且,单行规则仍然在案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来质疑原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副本是不同于其他副本、复印件或证人的回忆。对文书的伪造及事后变更这必然会影响到文书的解释及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必须采纳相应的规则决议,对原件的优先选择仍然是符合逻辑且切实可行的。

最佳证据规则仍然存有继续发挥作用的现实性,实际上是实现了从排除规则到优先规则(priority rule)的飞跃。所谓的优先规则就是证明争议事实时,优先采用某项证据的规则。2010年在R. v. Horncastle(Michael Christopher)[xix]一案中,法院认定,当证人由于某种原因,如死亡或疾病,无法出庭提供口头证据时,可以采纳证人所做的书面陈述为最佳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在本案中最佳证据规则为该书面陈述提供了正当性。

 

二、理论探析

(一)目的之演变

最佳证据规则着眼于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系,意在确立某种证据优于其他证据的地位。著名证据法学者摩根(Morgan)认为:“所谓最佳证据法则,在现在则为关于文书内容证据允许性之法则。该法则需要文书原本之提出,如不能提出原本,直至有可满意之说明以前,则拒绝其他证据,其理由至为明显。盖文字或其他符号,如差之毫厘。其意义则可能失之千里;观察时之错误危险甚大,尤当以其在实质上对于视觉有所近似时为然。因此之故,除提出文书之原本以供检阅外,于证明文书之内容时,诈伪及类似错误之机会自必甚多。”[xx]复制技术的落后使得现实中欺诈及错误的可能性较多,最佳证据规则在怀疑主义的立论上,主张为了保证文书的确定性及准确性,防止欺诈及错误,建立起提交文书原件的规则。

随后,社会的发展促成复制技术的进步,提交原件机械的司法经验催生了法官扩大自由裁量的需求,人们也开始反思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及其目的所在。在对该规则进行历史探究和现实考察后,威格摩尔(Wigmore)认为,最佳证据规则的本质并不在于预防欺诈,而是确立文书在法律上的中心地位,“当就文书内容存在争议时,与关于某事件或者其他情况的口头证言相比,关于文书所含措辞的口头证言存在更大的错误风险。人的记忆并不能够经常回忆起文书中的准确措辞,而当这些措辞存在争议时,只有文书本身或真实的复制件才能提高可靠的证据。因此,在法律关系中,文书精确措辞的重要性,人的记忆作为有关措辞可靠证据的不可靠性,以及不准确或者不完全的副本的危险性,都是最佳证据规则所要考虑的问题。”[xxi]

现今,技术使得电脑上键盘的敲击就可制作出不易辨别的任意数目的副本。制作出与原件几乎没有差别的复制件变得简单了,除了手写文书,其他案件的原件与复制件之间的区别已经失去了意义。随之而来的降低了欺诈和错误的风险,因此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理解最佳证据规则的目的:(1)追求案件真实,原件的提供是证明案件真实的最佳方式,用公正的形式来达到实体上的公正;(2)防止欺诈及错误,因为技术的进步只能降低出错的几率,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意外及故意的发生,而文书的真实性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3)排除不相关证据,英国的证据规则是关于证据可采性及证据排除的规则体系,将非最佳证据予以排除;(4)促使人们保存证据,提交文书原件的要求必然可以使人们从经验生活的角度出发自发地保存文书,以备将来之需。

(二)最佳证据之“文书”界定

最佳证据规则中的“文书”最重要、最核心的特征就在于它必须包含和运载着信息,在现代这意味着文书或其他书写形式,如在图表中、电脑上储存的信息和音频、视屏记录的信息,同样都是可以采纳的。在1908年的Daye一案中,Darling 法官指出纸张本身是出现在羊皮纸、岩石、大理石、粘土和金属之后的,一个物体可以被视为是文书,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材料所组成的,只要它是书写的或打印的且具有证据能力即可。[xxii]法院在处理信息储存、复制的技术发展问题上,主要是将与传统的纸质文书功能相同的形式视作文书。

然而,法院同时却不情愿负担要求最佳证据限制性证明规则的新“文书”。例如,在1982年的Kajala v. Noble一案中,Ackner法官并没有遵循以往的判例,相反却认为:“这一古老规则从严格意义上讲仅对书写文书有效,而与录音带与影片无关”,因而确立了最佳证据规则仅适用于书写文书这一规则。[xxiii] 1986年在Taylor v. Chief Constable of Cheshire[xxiv]一案中,一份记录被告人盗窃事实的录像在庭审前被错误销毁了,而由看过该录像的警察提供口头证言这被认为是适合的。Ralph Gibson法官遵守Kajala一案判决认定,安全人员直接目视盗窃人的行为、警察通过摄影机在视频显示器里看到的以及摄影机上的记录这三者在证据的采纳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警察可以描述他所看到的内容。

新技术性文书副本制造的现实充分证实了手工复写副本这一唯一方式年代的远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影片、录音、录像带、缩微胶卷及缩微平片等会被视为文书。为此,《1995年民事证据法》第13条对“文书”和“副本”进行限定,即“文书”是指任何类型的信息的记录载体,“副本”是与文书相关,以任何手段将文书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后形成的载体。这一界定与《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的第31.4条一样,在刑事诉讼中,《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34条第1款也采纳这样的定义。

(三)最佳证据之种类

1.原件(the original

原件是最佳证据中最明显也是最符合要求的一类。最佳证据规则的基本要求就在于当事人必须提交其所要证明的文书内容的原件,通常情况下可以准确地识别原件,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疑难案件。如果多方当事人在履行契约时产生了多个副本,其中每个副本都是“原件”,也都具有最佳证据资格。对于租约的复写本,一份仅有出租人署名而另一份仅有承租人署名,但只要有当事人署名就是“原件”。如果一方签约人拒绝提交其所持有的复写本,那么另一方签约人即可提交其所持有的文书作为充分的最佳证据。

当然这些原则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以上所提及的副本和复写本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复制,而是代表着当事人的履行行为。一份文书是否是副本或复写本本质上是意思表示的问题,而不是文书生成的方式。

2.登记文书的副本(copies of enrolled documents)

当私人文书根据法律规定在法院或其他公共机关进行登记后,法院或公共机关都会将经登记后的副本视为原件。例如,经公证后的遗嘱复印件就是证明遗嘱内容的决定性证据。在Re Battie-Wrightson, Cecil v. Battie-Wrightson[xxv]一案中,Lord Esher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发现了遗嘱上的一处空白,怎么能够不查看遗嘱原件?更何况没有规则规定说不能为了解释遗嘱而查看遗嘱原件。因此,法院在考虑遗嘱解释的任何问题时,有权查看登记遗嘱的原件,如查看原件上的涂擦痕迹。

3.对文书内容的自认(admissions as to contents)

一方当事人提交私人文书时,另一方当事人作出对该份文书的自认,那么这份文书就可以被视为最佳证据。这一规则既适用于正式和非正式自认,也同样适用于口头自认和书面自认。在Slatterie v. Pooley[xxvi]一案中,一方当事人所作出的对其不利的口头自认是可以采纳的证据,即使该自认涉及契约的内容或其他书面文件,甚至自认的内容就是本案争议所在。Abinger法官认为,在所有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作出的对其不利的陈述,不论是否证实书面文件内容与否,都是可以采纳的。对此他一直将该规则当成是明确的法律规定。

 

三、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与例外

(一)一般适用

Springsteen v. Flute International Ltd一案中,上诉法院支持在证据可采性上适用更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指出:(1)长远来看,最佳证据规则最后将终止;(2)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提交有关文书内容的次要证据时,法庭应根据案件的所有条件决定证据的重要程度;(3)如果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容易提交文书的,除非有特定条件,否则法院不会采纳次要证据,因为这些次要证据是无价值的;(4)在另一个极端,当一方当事人确实无法提交文书,即在特定条件缺失时,法院可能会采纳次要证据,并赋予该次要证据适当的重要性;(5)当案件处于两个极端之间时,关键在于法庭是否采纳次要证据并赋予其重要性。[xxvii]

在现代,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只在证明文书证据的内容时要求出示原件,这就是证明文书内容真实性的最佳证据方式。这一规则是:在证明一项文书内容的过程中,如果其内容是重要的,除非可以证明存在非因提出人的重大过失的其他原因,否则必须提出原始的文书。[xxviii]

(二)例外情形——次要证据(secondary evidence

在私人文件案件中,采纳书证内容的次要证据,可能采用复印件、复印件的复印件或口头证据的形式。在英国法中存在着“次要证据没有程度之差”的说法[xxix],因此法院不会对文书复印件的质量进行鉴别,即使存在可利用的复印件也会承认有关文书内容的口头证据。在提交复印件时,要求必须是原件的真实复印件。法律规定的例外案件中可以运用次要证据来证明书证内容,该次要证据必须经过原始证据的认证,即证明所谓的复印件实际上是原件的真实复印件。同时次要证据的采纳应满足以下要点:(1)能够证明原件在某个时候曾确实存在,(2)能够证明存在过的原件是真实的,(3)提出不能提供原件的理由。[xxx]

1.法律规定采纳的传闻陈述(hearsay statements admissible by statute)

    2003年刑事审判法》规定关于文书内容的传闻证据是可采纳的,这可以在该法的第133条和《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1条中得到证实。而《1995年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和第9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采纳了有关文书内容的传闻证据。

2.公告后未能提出(failure to produce after notice)

如果原件为诉讼对方所有或占有,且已经通知其出示但却失败,依赖该文书的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次要证据证实其内容。公告的目的并不在于通知对方当事人,而仅仅是给予其充足的机会提交他愿意提交的文书,对于该文书他可以准备证据去解释或证实它。如果他不愿提交,则当事人可以提交次要证据。这样,即使诉讼中存在原件,如因一方当事人不遵从通知提交,即可以采纳次要证据。

尽管民事诉讼规则对于通知提交并没有正式规定,但前述原则依然秉持着良法精神,通知提交原件而不强迫为之。而庭审中依赖该文书原件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应该提供证人并传唤证人向法庭提交文书。

3.第三方合法拒绝出示(a stranger’s lawful refusal produce)

当原件为诉讼外第三人所占有,第三人收到出庭出示证据的传票后合法拒绝,例如宣示特权、外交豁免或因其处于司法权之外不能被强制提交。如果原件为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第三人所有,那么凭此理由就可以免除其提交原件的义务。然而,如果第三人非法抵抗该传唤,拒绝提交原件,而次要证据是不能被采纳的,因为他有义务提交该原件。如果第三人拒绝,那么他将因藐视法庭而受到处罚。这一规则作用在于保护依赖文书的一方当事人,给予第三人义务强制其提交原件,因而排除由于当事人的勾结而采纳次要证据时所带来的不可靠风险。

4.文档丢失(lost documents)

当原件已经毁损且在合理搜寻后仍未找到,则可以采纳文书内容的次要证据。证据的质量要求根据争议文书性质或价值出示文档的遗失或毁损程度,在Brewster v. Sewell[xxxi]一案中,原告无法提交一个宣称已经被支付的保险单,而这个保险单却在火灾中被烧毁了。而火灾之后,诉讼之前,新的保险单发行了。提交的证据证明在全面搜寻后仍然无法找到早期的保险单。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单原件已经成为“仅仅一张废纸”,合理搜寻的足够证据的提供使得有关文书内容的次要证据的采纳成为可能。Bayley法官认为,法律推定当事人会保存所有对其有价值的材料,如果可能的话,这些材料将在未来为其所用。相反推定当事人不会保存那些材料而免除其义务,那么无论是任何目的将不被要求。

5.原件提交不可能(production of original impossible)

当提交原件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次要证据将被采纳。例如墓碑或墙上的标题,法律上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或原件已经灭失。在Owner v. Bee Hive Spinning Co. Ltd[xxxii]一案中,有关工厂进餐时间的通知适用了该原则,即法律规定要将通知粘贴在某个特定地方,所以法律上无法出示。

6.公共文档(public documents)

在普通法上,由于原件的出示会导致严重的公共不便,所以公共文档内容的次要证据是可以采纳的。在现代法律规定下,存在着大量的法规规定提交公共文档证据的次要证据。对于这些次要证据,是需要进行检验、鉴定和官方认证的。[xxxiii]根据《1851年证据法》第7条的规定,所有宣告、条约和外国政府或英国殖民地的法案,以及所有判决、法令、命令和在外国或英国任何殖民地法院的司法程序可以为已验证的复印件所证明。根据具体情况,一份与原件相一致的口头证据可以证明外国政府、英国殖民地或外国法院、殖民地法院证明的复印件。经核实的副本是由保管原件的官员进行认证的。这些官员被雇佣来证明保存在公共档案馆中的条例和记录,同时也证明出生与死亡,收养、结婚或民事合伙关系。《1851年证据法》第14条规定,如果法律未对文件内容做出规定,在该文件副本经过验证,或声称已经由原始记录的保管官员签名和验证时,该文件的副本或摘录可以在审判中,以及在依法或经当事人同意有权听审、接受或审查证据的人面前,作为证据使用。

7.银行账簿(bankers’ books)

银行被认为是“储蓄接受者”或国家储蓄银行。银行账簿最初被定义总结为“分类账”、“日记簿”、“现金账簿”和“会计账簿”。现在该定义已经扩展包括银行平常业务所使用的其他记录,不论这些记录是书写形式或是用微型胶卷、录音带和其他电子数据检索机制形式保存的。“银行平常业务所使用的其他记录”通常被认为是分类账、日记簿、现金账簿和会计账簿,是银行记录员工和客户或其他人之间谈话的记录,或内部的备忘录。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经常需要提交银行账簿的证据。1840年在Mortimer v. M’Callan一案中,法院认定没有必要提交银行账簿的原件。Alderson B说道:基于公共不便的原因而不去移动它,这类似于身体出现不适时无法行动的案例。[xxxiv]

因此,为避免出示原件造成不必要的不便,《1879年银行账簿证据法》的颁布为银行账簿复印件的可采性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主要有三个目的:(1)在维持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机密义务之上,法院可以检查和复制银行账簿;(2)这一必要的救济措施,解决了荒唐的情形——银行业务一直在开展而银行账簿却在法院;(3)允许银行制作业务项目的复制件,但须银行官员证明。[xxxv]

3条对抗传闻的例外规定如下:根据本法规定,在各种诉讼中,银行账簿条目的副本可以作为证明条目所记载的事项、交易和账户的表面证据。银行账簿复制件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是可采纳的:(1)银行经理用口头证据或宣誓书证明,该账簿不过是银行平常账簿中的一个,该账簿由银行所控制和保管;(2)其他人通过口头证据或宣誓书证明,他已经将复印件与原件核对过,且是正确无误的。

7条提供给各方当事人在向法庭递交申请后,由法庭签发指令允许当事人查阅和复制银行账簿。该规定可在未召集银行或其他当事人情况下作出,但必须在规定日期之前的三日内送达银行。此外,法院必须尊重银行账户的保密性,对于非诉讼当事人的账户,即使是可强迫作证的证人,也只能限定在刑事案件中。

结语

英国的证据规则来源于司法实践,通过大量的判例和习惯做法,对证据的适用范围予以严格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司法程序的公正合理。[xxxvi]在英国最佳证据规则的发展历程中,从单一的规则到宽泛的原则,从严格的要求到例外的生成,从广泛的适用到规则的限定,可谓有过繁荣也有过衰落。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法理与判例精神的背后,这个规则在自身内涵的变迁下所蕴含着的对正义与公平的孜孜以求,用看得见的公平来保障实质上的公正。

英国最佳证据规则作为一个拥有长久生命力的证据规则,不得不令人赞叹。岁月的流逝终究需要对规则及其精神进行时时的探查,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要求。虽然历史的进程中偶有最佳证据规则消亡的声音,但由于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经积淀了丰富的法律思维,时至今日,最佳证据规则仍然焕发着活力,继续为普通法法官所适用。在分配正义(philosoph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这一新的诉讼哲学的指引下,最佳证据规则虽然失之证据规则的基础,但其依然是普通法上古老的证据规则,保留着英国证据规则发展脉络的印记。



[i] Elizabeth A. Martin:《牛津法律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Law),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ii] 何家弘:《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的历史沿——对西方证据法的再认识》,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

[iii] []肯尼斯·S.布荣等:《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版,第464页。

[iv] Omychund v. Barker[1744] 1 Atkyns 21.

[v] 易延友:《最佳证据规则》,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

[vi] 沈达明:《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vii] 沈德咏、宋随军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viii] John H. Wigmore, A Students' Textbook of the Law of Evidence, Texas Law Review, 1936, Vol. 285, No.14.

[ix] Robinson Bros(Brewers) Ltd v. Durham Assessment Committee[1937] 2 K.B. 445.

[x] Garton v. Hunter[1969] 2 Q.B.37.

[xi] John O’Hare & Kevin Browne, Civil Litigation, 15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11, p.533.

[xii] Neil Andrews & Trinity Lane, The Three Paths of Justice: Court Proceedings,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in England, Ius Gentium, 2012, Vol49 , No10 .

[xiii] Roderick Murphy, Evidence, 6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0.

[xiv] 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xv] Deirdre Dwyer, The Civil Procedure Rules Ten Years 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

[xvi] Peter Murphy & Richard Glover,Murphy on Evidence, 12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

[xvii] 齐树洁主编:《美国证据法专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页。

[xviii] Peter Murphy & Richard Glover, Murphy on Evidence, 12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56.

[xix] R. v. Horncastle (Michael Christopher)[2010] 2 W.L.R. 47.

[xx] []Edmund M. 摩根:《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世界书局1982年第3版,第385页。

[xxi] Seiler v. Lucasfilm Ltd, 808 F. 2d 1316, 1319(9th Cir. 1986).

[xxiii] 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xxiv] Taylor v. Chief Constable of Cheshire[1986] 1 WLR 1479.

[xxv] Re Battie-Wrightson, Cecil v. Battie-Wrightson[1920] 2 Ch 330.

[xxvi] Slatterie v. Pooley[1840] 6 Meeson and Welsby 664.

[xxvii] Adrian Keane & Paul Mckeown, 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 9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58.

[xxviii] []肯尼斯·S.布荣等:《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4页。

[xxix] Doe d.Gilbert v. Ross[1840] 7 Meeson and Welsby 102.

[xxx] []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22页。

[xxxi] Brewster v. Sewell[1820] 3 Barnewall and Alderson 296.

[xxxii] Owner v. Bee Hive Spinning Co. Ltd[1914] 1 KB 105.

[xxxiii] Adrian Keane & Paul Mckeown, 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 9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261.

[xxxiv] Collin Tapper, Cross and Tapper on Evidence, 12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671~672.

[xxxv] Roderick Murphy, Evidence, 6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34~635.

[xxxvi] 齐树洁主编:《英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10页。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硕士研究生。齐树洁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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