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
您当前位置:中国民事程序法律网 >> 学子文苑 >> 浏览文章

英国品格证据规则简析(上)

2013-1-11 16:31:50 本站原创 陈 祎 【字体:

品格证据是证据法中最为复杂、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其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相对受限,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较为突显。譬如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该类证据在影响陪审团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控方和辩方都将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性视为关键性问题[i]品格证据既能帮助证明被告人有罪,也能使被告人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裁决。

   早期英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品格证据规则主要有普通法规则。随着成文法的逐渐发展,英美法系国家开始出现一些成文法律来规范品格证据的关联性与可采性。[ii]英国《1865年刑事诉讼法》和《1898年刑事证据法》就极具代表性。在现代,品格证据规则已经成为英美法系独具特色的基本证据规则。[iii]英国通过《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品格证据规则重新进行了系统的构建。总体上说,这部法律废除了普通法规则,修正了《1865年刑事诉讼法》第6条,并且废止了《1898年刑事证据法》第1条第3款,以一章的内容几乎使有关刑事诉讼中不良品格证据可采性的法律法典化了。具体而言,良好品格证据规则没有太大的改变,基本延续了普通法;不良品格证据方面则可以说是革命式的,其应用已经完全受新法的规制。相比之下,民事诉讼方面品格证据的相关法律主要延续了普通法中的相关规则。

     一、品格证据的范围及品格证据的分类

   (一)品格证据的内涵及外延

“品格”的内涵、“品格证据”的概念及范围在学理上讨论较多。关于“品格”(character)的概念,根据1865年的R v. Rowton一案确定的规则,仅指一个人在其生活的社区中所享有的一般声誉。然而依据《1898年刑事证据法》第1条的规定,“品格既包含一般声誉,还包括倾向性,即一个人以特定的方式行为或者思考的倾向性。”[iv]由于先前的法律对何为品格证据一直未明确界定,因此早期不少学者认为英国证据法中的倾向性证据规则只存在两个例外,一个是相似事实证据规则,另一个是品格证据规则;相似事实证据与品格证据处于并列的证据地位。《2003年刑事审判法》并未单独对品格证据的概念进行界定,但通过简化和归并,使不良品格证据基本涵盖普通法上与之相关的边缘概念,包括相似事实证据[v]similar fact evidence)、背景证据(background evidence)等。这可以说是立法的一个重要进步。现在我们认为品格证据的概念包涵以相关的方式行为的倾向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证明手段,譬如名声证明、他人对相关主体有此倾向性的信赖证明或者是能够推断出主体倾向性的行为证明。[vi]英美法律中的品格证据主要有概括性的性格证据、具体的行为证据(包括前科的证据)、声誉证据这几种形式。

   (二)《2003年刑事审判法》下品格证据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品格证据分为不同的类别。其中最主要的是依据品格证据的本质将品格证据分为良好品格证据与不良品格证据。《2003年刑事审判法》的立法体例采纳了这一分类方式,并用以分别规定品格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其中不良品格证据又分为非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和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

     二、良好品格证据

    (一)民事诉讼中良好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在思考良好品格证据的可采性之前,法官首先需要考虑这一程序是民事程序还是刑事程序。

    1.民事诉讼中良好品格证据可采的相关性要求

   在英美法系国家,从学者们第一次试图将关于证据的普通法作为一个理性的制度来对待开始,相关性就被认为是影响一切深入讨论的基础性概念。[vii]一般认为,当事人的良好品格证据在满足一般的证据相关性要求时即具有可采性。然而,英国相关的报告判决常常认为上述证据与争议的事实无关而排除该证据。因此,事实上民事诉讼中有关良好品格证据的相关性要求并不简单,只有在当事人或非当事人的良好品格成为案件的争点或与案件的争点直接相关时,该良好品格证据才具有明显的可采性。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诽谤赔偿的案件中。首先,原告的品格是诽谤责任认定上的明显争点。譬如,如果被告声称原告是个小偷,原告盗窃的犯罪前科就可能被采纳用于证明这一声明的正当性。同样地,原告为了反驳被告关于公正评论的辩解,就可能在反驳辩护中提出,被告就该诽谤案件所涉及的事件发表言论时,原告所具有的良好声誉。[viii]其次,如果被告造成的是可补偿的伤害,那么原告先前的良好声誉证据就是可采的,因为它将与补偿的计算直接相关。

    2.民事诉讼中良好品格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正当性

大体上说,民事诉讼中被告的良好品格规则比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则更为严格。其正当性基于一个具有良好品格的人不会犯罪被看作是一个合理公正的假设,“如果被告没有前科,陪审团就很容易得出被告无罪的结论,因为它是一个合法的公民”[ix];但是,以被告的良好品格推测他未违反合同或是违背他应负的民事义务则并非合理。[x]

  (二)刑事诉讼中良好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1.被告人良好品格证据的相关性

刑事诉讼中的良好品格证据主要指向被告人。这是因为证人宣誓后单独提出自身的良好品格证据并不常见,并且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为加强己方证人的可信性而进一步提出有关该证人的良好品格。普通法长期以来一直容许被告人提出良好品格证据以支持其无罪的辩解。[xi]在《1898年刑事证据法》规定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成为合格并且有力的辩护证人后,被告人的良好品格就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显示出来:(1)被告方证人提出;(2)对控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中获得;(3)被告人自己提出。

在英国1865年的R v. Rowton一案中,被指控强暴猥亵一个小男孩的被告人提出了己方的品格证人。法院认为这样的证据应该被限制在被告人的声誉证据,而不应当包括被告人特定的值得赞扬的行为证据或证人做出的意见证据。尽管这一案件的判决形成于《1898年刑事证据法》之前,但之后这一规则逐渐被运用到了由被告人自身提出良好品格证据的情形中。

总之,在刑事诉讼中以证明一个人的良好性格(good disposition)已经被保持下来为目的时,声誉证据可采是普通法的一项规则。《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18条第1款为此规则增加了立法基础。

2.Vye指导规则”

在刑事诉讼中,当被告人的良好品格证据被提出,法官就有职责就此给予陪审团相应的指导,这就是“Vye指导规则”。“Vye指导规则”由首席大法官泰勒勋爵在上诉法院1993R v. Vye案判决的基础上提出,旨在解决就被告人的良好品格证据应该如何对陪审团进行指导。

严格来说,Vye指导规则”的主体是以下两项规则:(1)被告人无论是在当庭作证还是在审前陈述与接受讯问中[xii]提出良好品格证据,法官都应当对被告人良好品格证据对可信性的影响问题进行指导。(2)不论被告人是否举出良好品格证据、是否作预审陈述、是否回答问题,法院都应当对被告人良好品格对其定罪产生的影响进行指导。[xiii]Vye指导规则”的第三项规则是前两项规则的延伸:在共同犯罪中,共同被告人甲的不良品格能够证明被告人已有良好的品格的证据,以上两项规则仍然适用。此外,在性虐待的案件中,Vye指导规则”还包涵一部分适用于被告人在长期的指控中一直未承认任何罪行的情形。这时被告人犯罪的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小,法官应当就被告人良好品格证据对可信性的影响问题作出相应的指导。

Vye指导规则”非常复杂,法官对于是否给予指导拥有自由裁量权。如果被告人的品格不是臭名昭著,那么法官比较难以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良好品格,“不坏”与“好”之间界限模糊,有时难以区别。[xiv]有犯罪前科并不一定意味着被告人缺乏良好品格;相对应地,没有犯罪记录是否就等同于具有良好品格似乎也还没有最后的定论。[xv]因此,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Vye指导”前,通常需要就被告人是否具有良好品格做出多方面的考量。考量因素大体包括:第一,被告人是否有犯罪记录。英国法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将被告人没有犯罪记录等同于被告人具备良好品格[xvi];第二,被告人的其他不光彩的行为是否可以被忽略并且排除;第三,即使被告人有犯罪记录,还应当考虑前科是否只涉及轻微的罪行(minor offence)以及前科与当前指控的时间差。由此,根据个案情况的不同,法官指导的措辞通常不是范式的,而是表现为多样的“修正的Vye指导”。这种指导还应区分该良好品格证据是与案件事实相关抑或与被告人的可信性相关。

获得“Vye指导”是具备良好品格的被告人的一项权力[xvii],因此法律对法官决定是否给予指导进行了狭窄的限制。在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的情形下,法官只能在给予Vye指导”会对常识造成损害或被告人对良好品格的主张是虚假时才能拒绝。

Vye指导规则”的复杂性为辩方上诉提供了多重的理由。但在司法实践中,除非初审法官在“Vye指导”上犯了原则性错误,上诉法院很少会对此进行干预。这是因为初审法官原则上被认为最有资格对被告人是否真的具备良好品格作出判断并给出正确的“Vye指导”。法官在此上的自由裁量权值得肯定。另外,Phillips法官在R v. Campbell案中近似于暗示,《2003年刑事审判法》有关良好品格证据的第二项指导仅仅是指一个人可以期待陪审员在没有帮助的条件下运用常识,因此没有给予一个不过是常识性的帮助指导不能成为允许上诉的理由。然而此评论仅仅表达了Phillips法官个人的看法,Vye指导”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等方面具备它独立的价值。



[ii] 宋洨沙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品格证据之比较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25期。

[iii] Drew. D . Dropkin et al., On a Collision Course: Pure Propensity Evidence and Due Process in Alaska, Alaska Law Review, 2001, vol.18, No.177.

[iv] 何家弘主编:《外国证据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v] 陶南颖:《英国刑事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新发展——以2003年刑事审判法>为基点》,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vi] Roderick Murphy, Evidence, 6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24.

[vii] James, Relevancy, Probability and the Law,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8, Vol.29, No.68.     

[viii] 齐树洁主编:《英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07页。

[ix] Arthur Best, Evidence: Examples & Explanations, 7th edition, Wolters Kluwer, 2009, pp.32~33.

[x] Adrian Keane et al., 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 9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41.    

[xi] I.H.Dennis, The Law of evidence, 2n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02, p.618.

[xii] 这里的“审前陈述与接受讯问”不是指完全的无罪陈述,而是指“混合的”声明。即同时包含无罪陈述和无罪材料的声明。正因为此,这种声明属于包含事实真相的证据。

[xiii] 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页。

[xiv] Tracey Aquino, Essential evidence, 2nd edition,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影印版,第79页。

[xv] 俞亮:《证据相关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xvi] 新西兰法院对这一观点持不同意见。新西兰法院认为要证明被告人具备良好品格,需要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良好品格证据,而非仅证明其没有犯罪记录即可。

[xvii] 但这不意味指导应该由法官主动作出。确保被告人获得指导是辩方的责任,辩方未要求获得指导,法官没有主动作出指导的职责。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