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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品格证据规则简析(下)

2013-1-11 16:34:40 本站原创 陈 祎 【字体:

、不良品格证据

  (一)民事诉讼中不良品格证据的相关性

   民事诉讼中不良品格证据可采主要有两种标准,一是相关品格是案件的争点或与争点相关;二是不良品格证据与当事人或非当事人的可信性相关联。

   1.品格作为争点或不良品格证据与争点有关

   当品格作为争点或不良品格证据与争点有关时,民事诉讼中不良品格证据的采纳主要表现为对相似事实证据的采纳。相似事实证据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旨在表明对方(主要是被告)实施过的,与被指控罪行具有相类似的行为的证据。[i]由于现今民事诉讼极少有陪审团参与审理,所以重点是不良品格证据的证明价值而不是偏见性的影响。民事诉讼中相似事实证据的采纳标准与一般的证据采纳标准基本相同,只要该证据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或者该证据表明的事实与本案事实是同种形式的,就均可能被采纳。[ii]譬如,在Hales v. Kerr一案中,原告声称他从被告(一个理发师)使用的脏剃胡刀上感染了藓,另外两个经被告剃须的顾客也感染了藓的证据就是可采的。

    但上述可采的相似事实证据也存在例外。在英国,除了某些判决被排除在改过自新之外[iii],定罪在经过“改过自新的期间”后就会归于无效。[iv]1974年罪犯自新法》(Rehabilitation of Offenders Act 1974)规定了“无效判决”(spent conviction)的对象原则上不可以作为被告的不良品格证据而被采纳,只有在不采纳该证据正义就无法实现时,法官才被允许破例。这一规定并不能适用于刑事诉讼,但是《刑事诉讼实务指南》(Practice Direction in Criminal Proceedings)第6.4条规定,法官和律师都应该在可以合理避免的情况下不去参考一个无效判决,从而使议会的一般意图生效;第6.6条规定,在没有法官授权的条件下,任何人都不应该在公开审判中提及无效判决,并且除非正义的利益十分需要,这样的授权一般也不应当给予。

     2.不良品格证据与可信性有关

在民事诉讼中,任何一个提出证据的人,无论是或不是当事人都有责任在作为证人时就他的可信性接受交叉询问,但必须遵守终结性规则。终结性规则是指在交叉询问中,证人对非争议事实而仅仅与附属性事实相关的问题的回答被接受为终局性回答。[v]在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可信性进行交叉询问时,这一规则具体表现为不允许交叉询问方提出证据反驳证人关于可信性问题的回答,但是前科、表明证人不可靠的医学证据、证人的偏见或偏袒的证据、证人不诚实的名声的证据除外。这些情况下的不良品格证据就很可能能够被法官所采纳。

(二)刑事案件中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2003年刑事审判法》确立了不良品格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支配地位。

1.不良品格证据的立法涵义

   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不良品格”是指一个人不当行为的证据或者其不良行为倾向的证据,不同于证据——(1)与案件本身直接相关的证据;(2)与案件的调查或起诉相关的不当行为的证据。同时第112条第1款界定了第98条中的“不当行为”是指“犯罪行为和其他应该谴责的行为”。明确不良品格证据的立法涵义是思考证据可采性问题的前提。

2.非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1)可采的非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

非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规则主要规定在《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00条。此处“非被告人”既可能是证人,也可能是被害人。本条第1款明确了在刑事诉讼中,可采的非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包括具有重要说明性的证据、具有重要证明价值的证据以及经过所有当事人同意的证据三类。本条第2款进一步地解释,具有重要说明性的证据是指那些帮助法官或陪审团判断其他证据时必不可少的,或者对审理整个案件具有重要价值的证据,其中包括背景证据。《2003年刑事审判法》还针对此款给出了一个例子:在一个长期虐待的案件中,为了让陪审团更合适地理解受害者受侵犯的陈述以及他们没有向其他人寻求帮助的原因,提供广泛的同类事例证据有其必要。

具有重要证明价值的不良品格证据则是指“涉及诉讼程序中的问题”(包括刑事诉讼中有争议的问题或非被告人的可信性的问题)并且对查明整个案件事实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不良品格证据。法官评估这类证据应考虑以下因素:与非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有关的事实的性质和数量;非被告人先前不当行为发生或者存在的时间;具体而言,时间久远的不当行为证据证明力较弱,但过去的严重的不当行为比最近的但相对轻微的不当行为有更大的证明力。犯罪人犯罪以及审判时的年龄。2009年的R v. Ross[vi]涉及的是一项大约13年前在屋内谋杀老妇人的指控,被告试图归责于先前的嫌疑人N。初审法官排除了N包括盗窃、侵入家宅、强奸以及在谋杀日后29年内所犯的暴力犯罪。由于在谋杀案发生时,N只有15岁,他在成人后所犯的暴力犯罪对证明其15岁时在盗窃过程中有使用严重暴力的倾向缺乏足够的证明力。先前的不当行为与当前的不当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相似性及相似性的程度;在犯罪人的身份存有争议时,该不良品格证据是否足以表明非被告人每次都是该类犯罪行为的实施者。

   2)非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提出

1865年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一方不得通过一般的己方证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去怀疑己方证人的可信性。除此之外,在普通法中一个证人几乎不受限制地被交叉询问有关他先前的不当行为。1929年的Hobbs v. Tinling一案确立了交叉询问证人不良品格的三项规则[vii],对上述行为进行限制。2003年刑事审判法》也将此视为改革的重点之一。

从《2003年刑事审判法》的立法目的来看,第100条不仅仅规定了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实质也规制了交叉询问中不良品格证据的提出。即不良品格证据在提出时就应该注意符合可采性的这些要求(至少是在形式上符合),而不得提出无关紧要的非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  

在控方证人存在不良品格时,控方有职责向辩方披露这一信息。若控方证人的可信性是案件中的关键性问题而控方尚未披露,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判决通常会被上诉法院撤销。但是,当被告人也有不良品格时,他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困境,只要他对控方证人进行了攻击,他的不良品格也会被控方披露出来。为了保障被告人的正当辩护权,上诉法院认为在被告人与控方证人同时存在不良品格时,控方应当首先将控方证人的不良品格向陪审团披露。

3.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1)《2003刑事审判法》对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规定

在《2003年刑事审判法》生效之前,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采。这一证据的运用受到以排除为原则、适用为例外的严格限制。《2003年刑事审判法》以第101条规定了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其并非规定证据不能采纳的例外,而是反向地制定了7种证据可采的条件(gateway)。只要条件被满足,证据就具有可采性。第5种、第6种和第7种条件大大扩宽了以往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范围。

   7种条件具体是指:(1)所有当事人都同意采纳的不良品格证据;(2)被告人自己提出的不良品格证据;(3)有重要的说明力的证据(旨在采纳普通法中的“背景证据”);(4)事关控辩双方之间重要问题的证据;(5)对被告人与其他同案被告人之间的重要问题有证明价值的证据;(6)纠正被告人虚假印象的证据;(7)被告人攻击了他人品格的情形。

由于《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作出重新规定,原先《1898年刑事证据法》中与被告人对抗交叉询问不良品格的相关规定[viii]都被废止,不再发生效力。

   2)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性及使用

Woolf勋爵在2006年的R v. Highton案中[ix]阐明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使用主要依赖于其与案件相关的问题而不是证据采纳的途径。在2007年的R v. Campbell案中,主审法官Phillips勋爵进一步列出了就第101条下可采的证据对陪审团进行指导的一般原则,以便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能够被陪审团正确地使用。这些原则是对Woolf勋爵观点的肯定与延伸,即《2003年刑事审判法》的变化应当仅仅作为简化对陪审团作出指导的理由,证据采纳的途径不是指导的重点。法条中的7种条件基本都没有区分证据究竟是与被告人犯罪的倾向性有关还是与被告人的可信性有关这一实质性的问题,法官需要就证据的关联性对陪审团作出一定的指导。譬如,在证据与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性无关时,法官应当明确地告知陪审团。此外,延续之前对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使用的警惕,陪审团仍然应当被警告不要给予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以过高的证明价值,更不用说仅仅因为被告人有不良品格就推断被告人有罪。

四、品格证据规则适用的其他保障

   (一)不良品格证据的法官自由排除权

   不良品格证据的引入有其弊端,主要表现在:(1)混淆诉讼争点,造成诉讼延迟;(2误导事实认定者,造成对被告的偏见。由于民事与刑事诉讼中陪审团制度的适用不同及诉讼的价值取向不同,民事诉讼侧重于克服前者,而刑事诉讼则将后者视为重点。

   民事诉讼纠纷解决的目标要求其对诉讼效益的追求,诉讼效益原则的意旨是要求以最少的诉讼成本换取最大的诉讼收益。[x]“无论审判能怎样的实现实体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会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xi]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要求法庭在公正地处理案件这一最高目标方面做出努力,这包括采用与案情相适应的方式迅速、公正地处理案件。要实现这一目标,法官应当有意识地进行案件管理。该规则赋予法庭有控制证据的权力,这一权力使法官得以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并限制交叉询问。

    在刑事诉讼方面,《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99条规定,刑事诉讼中规制不良品格证据可采性的普通法规则废止。但学者普遍认为,此条并不倾向于涵盖普通法上排除的自由裁量权,即当品格证据采纳导致的偏见性影响超过其证明价值时证据应被排除。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01条第3款规定,在第(3)种和第(7)种条件下,证据的排除不能仅仅因为证据的采纳将对程序的公正造成不利影响,被告人排除证据的申请是排除此处证据的前提条件。

   (二)法庭作出裁决理由的职责

法律委员会曾建议将法庭作出裁决理由规定为法庭的义务,《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10条对此作了规定。这一条款不仅仅适用于裁决一项证据是否属于不良品格证据,也适用于依据第100条(非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第101条(被告人的不良品格)以及第107条(证据被“污染”时停止案件)作出的相关裁决。依据第110条,法庭作出上述裁决时必须公开说明裁决的理由,但是有陪审团时,裁决理由应该在陪审团缺席时作出;如果是地方法院,裁决和裁决的理由必须被记录在法庭审理程序的记录中。此外,刑事实践指导还提供了举证通知和异议申请的标准格式文本以供参考。[xii]

虽然第110条似乎强制法官作出相关裁决理由,但司法实践常认为缺乏这一行为并不太可能使判决变得不安全,上诉法院的聚焦点仍在于裁决本身是否错误。

  (三)法庭有关引入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通知要求

英国的法庭规则要求,一方当事人如欲引入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需给予通知。此处包括控方或者同案被告计划提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以及为显示出这样的证据而交叉询问证人的情形。在控方或者同案被告没有给予通知时,法官拥有允许口头通知或者以符合规定的另一种不同形式提出通知的自由裁量权,并有权决定通知的期限。给予通知的重要性在上诉法院的诸多判决中得到强化。上诉法院认为,在需要给予通知的案件中,法官应首先考虑引入被告人不良品格证据的一方没有给予通知的原因,其次应考虑在没有通知的条件下采纳该证据是否会造成对被告的偏见。[xiii]

   (四)证据被污染时停止案件的审理

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07条规定了证据被污染时法官应当停止案件的审理。这种情形只适用于有陪审团参与的案件,被污染的证据对象是第101条第3种至第7种条件下的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源于故意地共谋、压力的施加或者不经意的污染,证据就可能变为虚假的或在某些方面是误导人的。当上述证据十分重要以至于被污染会导致对被告人的定罪变得不再安全时,法庭必须指导陪审团放弃该证据或者在必要时决定重审并解散陪审团。

证据污染虽然属于传统上应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问题,但《2003年刑事审判法》要求法官就此形成自己的评估和裁判。并且,第107条的规定并不损害法庭指导陪审团放弃对被告人罪行认定的其他指导权或者解散陪审团的权力。

结语

英国官方在《所有人的正义》(Justice for All)的白皮书中表明了系统改革刑事司法体系的愿望:“目前的证据规则很难理解,在实践中的运用过于复杂,人们日益关注那些与追求真实有关的证据被错误排除的条件,我们支持裁决案件的相关人员应尽可能的了解案件的相关信息这一方法”。[xiv]在此基础上颁布的2003年刑事审判法》体现了立法者对品格证据规则的系统性反思。在这部法律中,我们似乎可见被达马斯卡概括为“原子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裁判者的认知模式与大陆法系“整体主义”认知模式的融合。以“整体主义”的观点看,单项证据自身的证明力,无法游离于证据的总体判断。[xv]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品格证据是否采纳的判断开始注重品格证据之于整个案件证据的联系与重要性,部分显示出“整体主义”的进路。结合1865年刑事诉讼法》、《1898年刑事证据法》以及其他一些与品格证据规则相联系的法律条款,譬如1968年盗窃法》(Theft Act 1968)第27条第3款、《1968年火器管理条例》(Firearms Act 1968)第21条、《1988年道路交通法》(Road Traffic Act 1968)第103条、《1911年国家保密法》(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1911)第1条第2款等,英国法对品格证据规则的立法与修改可谓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并引领品格证据规则的发展趋势。

是,《2003年刑事审判法》的诸多条款仍然没有做到简单易懂,一些核心条款引发了不同的解释。一位前上议院首席法官曾把《1898年刑事证据法》的第一部分描述为“结构的噩梦”(a nightmare of construction),同样地,《2003年刑事审判法》的一些条款(特别是那些有关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证据的可采性条款)也被人们通俗地描述为“一团糟”。因为一种品格证据往往可能符合《2003年刑事审判法》第1017种条件中的不止一种;在被告人攻击了他人品格的情形下可采的品格证据又可能不仅与案件的争议事实无关,而且与当事人的可信性也无关,从而导致这一证据基本没有证明力。这些都体现了《2003年刑事审判法》缺乏“增强相关性”(enhanced relevance)的要求、考虑更多具体因素的要求、以及有偏见性影响的证据必须符合正义的利益interests of justice的要求。

此外,刑事证据法是否应当从技术性的可采性规则上转移到信任的司法上,刑事司法系统是否应当对事实发现者评估相关证据的价值有更多的信赖也是品格证据规则发展中日益受到关注的理念性问题。



[i] Oxford Dictionary of Law, 4th edition, edited by Elizabeth A. Mart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33.

[ii] 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iii] 这些判决包括终身监禁或者30个月以上的监禁以及等候女皇发落的拘留判决。

[iv] “改过自新的期间”从定罪时间开始起算,根据判处的刑罚有所变化并且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减半处理。

[v] []特拉西·阿奎诺:《证据法基础》,赵慧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vi] R v. Ross [2009] EWCA Crim 1165.

[vii] 这三项规则是指:(1)如果交叉询问证人过程中披露的不良品格对法官是否采纳证人证言具有重要作用,那么控辩双方可以为证明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而对其不良品格进行交叉询问;(2)如果证人的不良品格与本案间隔久远,或者证人的不良品格对法官是否采纳证人证言作用不大,那么就不需要在交叉询问中就证人的不良品格进行询问。(3)如果证人的不良品格证据的重要性与其证言的重要性之间严重不成比例,那么不应当采纳不良品格证据。

[viii] 这里主要指《1898年刑事证据法》第1条第3款,即“除下列情形之外,刑事诉讼中的被指控人在诉讼中被传唤为证人时,不被提问有助于表明其曾实施除正在被指控的罪行以外的其他罪行,或者曾因此被判有罪或者受到指控的任何问题,或者是表明其品格不良的问题,即使提出被告人也不必回答:(1)被告人曾实施其他犯罪或者因其他罪行而被判有罪的证明,是可以采纳的表明其正在被指控的罪行有罪的证据;或者(2)被告人已亲自或者由其辩护人向公诉方证人提问,意图证实自己品格良好,或者已经提出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或者辩护的性质和行为时意图诋毁公诉人或公诉方证人或者在指控的犯罪中死亡的受害人的品格;或者(3)被告人提出了对同一诉讼中其他被指控人不利的证据。”

[ix] R v. Highton [2006] 1 Cr App R 125.

[x] 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原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xi]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xii]The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Committee, The Consolidated Criminal Practice Direction, http://www.justice.gov..uk,下载日期:2011102

[xiii] Peter Murphy et al., Murphy on Evidence, 12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06.

[xiv] Paul Robert et al., Criminal Evidence, 9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  

[xv] []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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