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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背后的模型—评《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

2013-3-20 17:41:33 本站原创 郑永瑞 【字体:

 

一、作者简介与写作背景

王亚新,1954年出生于贵州省兴仁县。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1985年公派日本留学,就学于京都大学法学部,先后获得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年以来,在日本历任京都大学法学部助教、香川大学法学部讲师、副教授、九州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福冈国际大学教授。1998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担任民事诉讼法学教学工作,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中国民事裁判研究》(日文版)、《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和《对抗与判定》,译著《纠纷解决与审判制度》、《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和《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本书写作于作者在日本讲学与研究期间,正是日本1998年民事诉讼法刚刚出台不久,作者经历了日本1998年民事诉讼的整个修改过程,新的制度,新的理论对作者的冲击也比较大,由此引发了作者对其进行详细介绍的动力。作者从1985年开始在日本留学,一直到1998年在清华任教,任教期间又得到了相当集中的一段时间到日本进行讲学和研究的机会,这本书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虽然本书的创作仅仅用了三年,但是这本书是作者对从1985年到成书十几年研究思考的结晶。此外,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这本书的创作虽然是以日本民事诉讼为考察对象,是一项关于国外民事诉讼基础理论和制度构成的研究成果,但是这本书的立足点仍是对我国民事诉讼现状的一个深入思考。所以,这本书的创作也是对以后深入研究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一个准备材料。本书在2010年进行了第二版的修订,其动力主要来源于作者赴台学术交流想以此书赠与台湾的学者,但是作者通过很多途径也没有找到这本的出售,于是就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出版了第二版,新版对全书的框架并没有做很大变动。

二、主要内容

 本书是对日本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较完整的介绍,通过对诉讼制度各个主要部分的描述分析,从而得出日本民事诉讼程序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本书共十章,主要以一审程序为中心,分别介绍了日本民事诉讼案件处理的程序流程、审判对象的形成、证据制度、判定的形成等内容。笔者将本书分为六个部分进行详细介绍。

(一)“对抗与判定”结构的提出

笔者将本书的前三章归为第一部分,为了给读者一个诉讼实务中案件或纠纷是如何得到处理的具体形象,本书第一章自始至终地介绍了一个诉讼案件在一审程序内展开的大致流程。作者是从原告提交诉状开始的,详细介绍了被告的答辩、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原告的书面准备与被告的证据提出、用于准备的口头辩论期日、文书提出命令的申请、现场的实地查看与准备程序的继续、被告的准备书面与裁判所的正式释明、最后一次用于准备的口头辩论、鉴定的申请与鉴定结论、第二次口头辩论期日、和解期日、裁判所作出判决之前的内部协议、判决书这样一个详细的案件流程。

第二章则通过有关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实务中一些常见运作方式的进一步介绍,为理解第一章所述实例提供法律上、制度上的一般知识背景。在此章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1)一审程序自原告向裁判所提出诉状启动,在诉状中,诉讼主体和请求本身的记载事项作为法律上规定的最低限度要求,如果诉状上没有记载或写得不清楚,就可能导致起诉得不到受理。而对于其他支持请求的理由等,即使原告没有在诉状上写明,也不会导致诉状的不受理,所以在第一章开篇作者就描述了原告提交的起诉状。

2)在日本的民事诉讼中,关于受理起诉的程序与我国有些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所谓诉讼要件的审查处理方式上,日本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要件”主要有:裁判所的国际裁判权[1]和管辖权及于该特定当事人和案件;当事人实际存在并具有当事人能力和当事人适格性;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仲裁契约或不起诉的特别约定等等,可以看出,这些诉讼要件大体上就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中所说的“起诉条件”[2]。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是在起诉时审查这些条件,如果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则以裁定形式不予受理。而日本是在诉讼系属发生,即案件受理之后才审查这些要件,如果发现缺少这种要件则以判决的形式驳回起诉。所以,裁判官只对诉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即除了诉讼费的预交外,只看关于当事人以及请求内容、请求原因的记载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对诉讼要件等其他程序问题和案件的实体内容则完全不涉及。如果诉状记载内容没有达到法律的最低限度要求而原告又拒绝补充修正的话,裁判官则以命令形式驳回诉状,即决定不予受理,对此命令原告可以向高等裁判所提起简易的上诉,即所谓“即时抗告”。除了这种情形外,裁判官无权不受理诉状。

3)在诉状通过了形式性审查而得到受理后,负责审理的裁判官为了尽早确定审理案件的方针,有必要先从原告方获得一定信息并听取原告的意见,但是一般不涉及实体内容,也避免单独直接接触一方当事人。在此基础上,裁判官一般都会确定第一次口头辩论的开庭日期。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是裁判官与双方当事人首次会于一堂,裁判官往往能够获得重要的信息以便决定程序的下一步如何展开、案件如何审理。

4)在诉讼中,把程序分为准备和开庭审理两个阶段,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把诉讼处理纠纷的实体性过程分为审理对象的形成和对审理对象做出实体判断这两个部分的观念。由于日本民事诉讼制度深受德国近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奉行的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审理对象,且这种决定对法院具有拘束力的原则[3]。当事人对审理对象的决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请求的决定,实行的是当事人处分权原则;第二个层次是对案件争执焦点的决定,能够作为审理判断对象的只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实质性争议并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实行的是辩论主义原则;第三个层次是作为审理判断实体对象的部分证据,原则上也只能由当事人收集并提出,裁判所一般情况下不应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收集。

51998年《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诉讼到了做出判断的时机业已成熟之际,裁判所即可做出终局判决”。这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就是说诉讼达到了可以做出判断的时候,裁判官也不是必然的都会立即下判决。如果当事人双方都有和解的愿望,裁判官会另外安排一个日期来会集双方专门就和解的可能进行协议,这种场合称为“和解期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进行和解,如果这种努力达不成,裁判官就可以下判决了。

通过对前两章的描述,第三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对抗”和“判定”作为两个根本的要素,描述渊源于西欧法律传统的民事诉讼程序结构,日本的民事诉讼则被视为在自身特有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体现了这种基本结构的制度样本之一。“对抗”是指诉讼当事人的双方被置于相互对立、相互抗争的地位上,在他们之间展开的攻击防御活动构成了诉讼程序的主体部分;而“判定”则意味着由法官作为严守中立的第三者,对通过当事人双方的攻击防御而呈现出来的案件争议事实做出最终裁断,且这个裁断具有一经确定即不许再轻易更动的强烈的终局性。这两个要素相互结合,就构成了诉讼程序的上述所谓深层的基本结构本身。一方面,当事人之间在诉讼内的对立抗争被纳入一整套以达到或获得终局性判断为目标的制度性程序框架,该目标制约规定了从一开始提示并确立有关纠纷的命题,一直到围绕这些命题进行证明等所有攻击防御活动的内容和实施方式[4]。另一方面,法官的终局性判断受到直接来自于当事人活动本身的种种拘束和限制,且在原理上作为当事人双方攻击防御的结果而由当事人自身对此承担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互为前提的两个要素中,“判定”的存在为当事人的对立抗争提供了驱动力和调整装置,而“对抗”的展开则是终局性判断形成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其内容。无论是哪一种理论模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本章中,作者也用大量的笔墨来介绍了“对抗·判定”结构对解决纠纷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作者是希望通过“对抗·判定”这样一种模型,达到当事人之间纠纷解决的“正确性、妥当性”。在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民事实体法规范被理解为直接来源于社会自身在有关财产和身份关系的秩序中长期逐渐地形成并保持下来的传统[5]。一般说来,国家的民事立法发挥的只是使规范得到明确化的功能,法官在审判中使用实体法规范的工作也被视为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并使其转化为具体权利义务的确定或分配。而以“对抗· 判定”为特征的诉讼程序与具有这样性质的实体法规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发挥了重要作用[6]。但是,“对抗·判定”这种结构仍然有其局限性,在这种结构中,判定只是通过当事人的对抗来间接地获得有关纠纷的信息,由于经过了当事人的“过滤”,信息可能会更不完全。另一方面,围绕纠纷事实和证据的对抗尽管能够超越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力量对比关系,从而在诉讼中把双方置于对等的地位,但仍难以防止某一方当事人把自己的力量转化为提示证据和辩论能力方面的绝对优势所造成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所以,对于以“对抗”和“判定”为基本要素的诉讼结构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利弊的权衡调整以及采取适当的妥协等办法,来做到坚持其根本性质与尽可能地追求实体上妥善的纠纷解决这两者之间保持一定平衡(例如诉讼和解)。至此,本书在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种诉讼框架之后,在以下的章节中,都将以对抗和判定作为立足点进一步分析其在不同程序、制度及原理中的反映和体现。

(二)程序与实体的结合

本书的第四章主要通过对诉讼标的概念以及作为审理对象的种种“案件事实”的讨论,着重从诉讼中所谓“实体形成”的侧面来考察程序与实体的关系问题。原告通过起诉启动民事诉讼的程序,其不仅有权决定要不要把纠纷提交法院解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权决定什么是希望法院处理的纠纷主题以及纠纷解决的方式,并且这种决定能够制约法院。当然,当事人对纠纷主题的提示在内容和形式上必须受到实体法规范的约束,否则,当事人就要承受由此而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总而言之,无论纠纷主题的提示还是主要案件事实的主张,制度上都要求是当事人而不是法官发挥构成审判实体对象的主要作用,这一制度性要求主要通过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原则的适用体现出来。具体来说,审判对象的形成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当事人通过请求提出诉讼标的,指明希望获得的实体法规范所规定的一定法律效果,这体现了程序法上的处分权原则。第二层次,当事人则围绕实体上权利的发生、妨碍、阻却及消灭等要件提出各种主要事实,通过双方的主张和反驳等攻击防御而使审判对象较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体现了程序法上的辩论原则。尽管这两个层次已经形成了纠纷或案件的主体,但呈现出来的仍不是纠纷的全体而只是部分。所以第三层次,在更加宽泛的间接事实以及辅助事实、背景事实的提供与获得之后,案件的整体面貌才可能完全浮现出来。通过对审判对象的构成一步步分析,从而体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错、案件实体与程序相互融合的机制。

显然,这一章讨论的是审判程序实体形成的方面,而紧接着作者就在第五章对审判程序在程序上是如何展开的进行了介绍。在以当事人的对抗和法院的判定为基本特征的诉讼中,形式作为程序本身的基本属性,其自身就具有特殊或独特的价值。因此,对于当事人的行为或相互作用以及法院的审理应采取的形式或者方式,在程序法上如何规定以及如何解释运用的问题,直接牵涉到诉讼的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也影响和制约着诉讼的效率。首先,在诉讼行为方式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民事诉讼制度中,要求当事人诉讼行为所采取的形式必须以口头为原则,书面形式在起诉等少数情况下被作为口头原则的一种必要前提,而大部分情况下则被视为不过是这一原则的补充而已[7]。而这种口头原则正体现在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对席的口头辩论,这无疑是对抗最为典型的表现,而法官的直接审理对于判定获得正当性来说也是一项基本保证。其次,案件经过很多不同的期日审理之后,到了可以下判决的时候,裁判官就可以做出判定,或者经当事人双方同意,进行和解。最后,在本章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指出了日本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诉讼程序的拖延,反复多次的口头辩论等,都造成了“五月雨式审理”[8]。为了改善这一弊端,日本于19981月正式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对该程序的进行方式进行了改变。这种改变体现在诉讼程序进行的顺序结构上,就是把诉讼过程明确的区分为争议焦点的整理、审理及证明对象的形成和集中连续的证明活动、证据审查这两个阶段,力图解决口头辩论期日次数过多、诉讼周期长的问题[9]

(三)证据制度与证明

本书的第六章作为独立的一部分,主要讲述的是证据制度和证明过程。证据作为一种攻击防御方法,属于当事人展开对抗的主要武器之一,证据材料的客观性和证明所指向或追求的真实性必然影响和制约着有关证据和证明的制度构成。日本民事诉讼在证据制度方面深受美国法影响,具有较强对抗色彩。

本章可分为四个部分来介绍日本民事证据制度,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有关证据收集的制度,然后考察当事人提出和法官审查证据的程序,证据要得到法官的审查一般需要经过一个阶段性的流程,就其完整的形式而言,分为若干阶段的这个流程呈现出“当事人的证据申请——对方当事人的异议法官的证据决定证据的提出证据的审查”这样一种标准结构。当然,具体到个别案件中有关证据的审查,上述结构不会完整的体现出来,由于当事人展示证据内容的活动与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在程序上一般是合为一体的,所以第二部分主要考察的是证明过程的程序样式,或者说是有关证明活动或过程的形式、外观这一方面的法律规定。比如,对证人的审查使用的是交叉询问的方式、证人作证前的宣誓程序等。与此相对,在第三和第四部分集中讨论证明过程所牵涉到的发现真实这一认识问题以及法律上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或规定来影响制约法官的认识,当证明不成功时又怎样处理等问题。换言之,最后的两个部分考查的对象可以说主要属于证明的内容这一方面。

(四)调解制度与诉讼上的和解

 本书的第七章详细介绍了调解制度和诉讼上的和解制度。调解(日语一般称为“调停”)在日本的民事司法中是一种尽管制度上与诉讼审判相分离,但在功能及实际运作上却是与诉讼的运作交织在一起的纠纷解决方式,显得很有特色。日本的调解主要是由法官负责运作的制度,属于非讼程序的一种,其位置在于广义上的民事司法范畴之内。[10]日本民事诉讼中,原则上,调解制度可以被用来解决任何民事纠纷,依管辖的法院和处理案件范围的不同又可分为民事调解和家事调解两大类[11]。民事调解由地方裁判所和简易裁判所管辖,处理商事案件和一般的民事纠纷;家事调解则由家庭裁判所管辖,处理有关婚姻家庭的案件。作者认为调解程序与诉讼审判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否定辩论主义而实行职权探知的原则[12],在调解中,并不发生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拘束或划定调解委员会处理纠纷对象范围的问题,而调解主任和调解委员都能够在获得一定授权的前提下,采取灵活而多样的方式方法自由的调查有关纠纷的事实并获取证据。但是,在诉讼审判中,证据调查的对象原则上仅限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尽管在二战之前存在补充性的有关法院依职权收集调查证据的条文,但该条文于二战后的1948年被删除[13]。现行法律中仍留存的有关职权调查证据的规定,除了涉及诉讼要件的条文之外,只有委托调查和当事人本人询问等少数具有特殊性的例外情况。

另外,诉讼和解同样是终结案件的一种方式,和解与调解的共通性既体现在都是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来解决纠纷、终结案件这一基本性质上,也体现在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都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上。但是二者最明显的区别是,调解是诉讼外的另一种程序,而诉讼上的和解则在诉讼之内,属于诉讼程序的一部分。进一步讲,就是如果法官认为在诉讼程序内追求通过当事人合意来达成更为妥善的纠纷解决并不致于影响或干扰程序保障的提供,则他可以朝着获得和解的方向来继续使用诉讼程序;如果他觉得谋求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纠纷解决尽管很有必要,但在诉讼程序内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能会妨碍诉讼指向判决的常规进行或与程序保障的要求发生冲突的话,依职权将案件移出诉讼之外而交付调解程序处理就可能成为一种更加恰当的选择[14]

(五)判定的形式与终局性

笔者把本书的第八章与第九章归为一部分,两章都与“判定”这一结构性要素直接相关。第八章把判决书作为判定的重要形式,在具体介绍日本民事判决书样式内容的同时,就其必要性、与程序展开过程的内在联系以及在发展法的概念体系这一功能方面对于构成判例制度的重大意义等进行了分析。对于以“对抗·判定”为基本结构的民事诉讼来说,判决和“判定”这一要素直接相关,有关判决的制度反映了判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功能。如前所述,简单来说“判定”是指法官在诉讼程序终结时所作的具有终局性的实体判断。所以,在日本民事诉讼中的“中间判决”就不能称为判定。作者在本章中详细介绍了判决书的重要作用,而且对判决书内容的记载事项,如案件事实的记载、判决理由的记载等作了详细讲述。另外,作者认为审判程序的展开过程与判决的记载是相对应的,并且判决书的公布对判例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作者还在本章的最后附带了一个通用传统样式的判决书样本。在描述完判决书的作用及样式之后,作者在第九章着重论述了判定终局性的概念,指出具有终局性的判定与对抗互为前提或条件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把判决的既判力和再审制度作为集中体现终局性的程序装置,考察了有关学说和诉讼实务。作者在文中提到“判定具有的终局性或不容轻易更改的稳定性,当然首先根源于在依法审判原则下因使用实体法规范而成立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这种法律状态的成立又以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的相互行为作为根据。”[15]。而所谓诉讼标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判决书的主文,判决书的主文又决定了既判力的范围,该过程反映了判定以实体法律关系为内容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作者认为“再审制度的存在意味着判决的既判力及终局性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而需要与给以不当判决而遭受侵害的当事人救济这样一种另外的价值进行权衡。”[16]所以,再审制度作为当事人权利的救济方式一直保留在民诉法中,但是日本民诉法中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也比较少,这就限定了当事人通过再审制度来对判决的既判力提起挑战的范围,反过来也就保证了判定的稳定性。作者通过此章的介绍想要表达这样一种意图——赋予判定终局性的效力,使当事人在之前的诉讼程序中能够展开充分的对抗,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这就更加反映了对抗与判定这两个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到此,作者对“对抗·判定”结构的描述就结束了。

()少额诉讼制度

本书第十章从具有“对抗·判定”典型结构的诉讼程序难以回应大量处理解决少额、简单的日常纠纷这一社会需要的观点出发,把少额、简易的诉讼程序作为辅助普通程序的一种制度加以介绍。在这一章中作者简要介绍了美国各州、英国以及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少额诉讼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的少额诉讼程序的背景及一般流程作了简单描述。由于本书是2002年出版的,而日本民事诉讼在1996年进行了大规模修订,从1998年开始实施,所以作者在写此书时日本新的民事诉讼法刚刚实行,对于少额诉讼制度究竟会得到怎样的运用、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并不十分清楚,也没有多做描述。

三、评价

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述一下自己阅读此书的心得体会:

(一)写作特色

1、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在作者看来,我国目前的比较法研究大致采取的是两种各有优点和缺陷的方法或途径。一种是直接把外国与我国同样的法领域、法现象作为比较的对象,在叙述介绍国外的制度或做法之后,对我国类似的现象或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的建议。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是针对性强,能够直接引出我国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问题,完善法律制度有所帮助。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这种研究途径对国外法律的介绍多停留在层面上,没有对其背后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进行考察,从而对我国提出的改进意见,很有可能并不适合我国的现状。第二种方法是在研究过程中“只是间接的或潜在地把我国法律制度或有关的法现象作为比较对象,研究的重点或全部内容都是对国外有关领域法律制度或理论的介绍分析。”[17]这种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对国外法从制度到理论都能够进行详细的介绍,但是缺点就是这种方法往往都不能对我国自身的法制建设提供切实而有意义的参考。所以,综合两种方法,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不可能既对外国法进行完整而深入的介绍,又结合我国现状提出切实的意见。而本书,作者就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即把描述考察的重心放在日本民事诉讼有关领域的制度及理论上,作者通过对日本民事诉讼的详细介绍,提炼出程序体现的内在模型,使读者对日本民事诉讼有了一个深层的了解。

2、内容的完整性、理论的深刻性

本书的内容从一个完整的案例展开。作者不仅对案例以及使用的程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且从案例的分析中提炼出了贯穿本书的理论模型——“对抗与判定”。作者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模型作为认识把握某一类民事诉讼基本结构的工具,其特点之一在于把这类民事诉讼结构还原到最单纯的“对抗”和“判定”两个要素,接着利用这两个要素对不同领域不同制度作出统一的说明。由此可以看出,本书的作者在理论研究上思考的广度和深度,着实让人佩服。此外,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很多案例和数据资料表述一种现象或一种制度,比如第五章中讲到日本民事诉讼拖延现象严重的问题上,作者以1985年的司法统计为例,参照了地方裁判所1986年一审案件口头辩论期日次数的表格,给读者一个清晰而明朗的感觉。再比如在讲到纠纷的类型与调解的适合性时,作者又举了日本民事诉讼中一个有名的“邻人诉讼”案件来说明对于立法上未作调整,国家不宜介入的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纠纷,单纯使用权利义务的范畴及金钱赔偿的办法来处理调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或副作用。诸如此类的案例和数据给本书的论证都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也由此可见作者严谨的研究态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有待商榷之处

笔者通过阅读本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深受启发。但是,在读书过程中也认为有几点不足之处:

1、本书在内容架构上是对整个日本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完整介绍。但是,正如作者提到的本书的内容不可能巨细不捐、面面俱到,有所选择取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本书对日本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描述上也做了一定的简化省略。比如,本书第一章开篇讲述的是一审程序从起诉到判决作出的过程,从诉讼的主体上只是简单的两个当事人,诉讼内容上也是一些简单的纠纷。所以,作者在此后的描述中对多数人共同诉讼、多方当事人的诉讼参加、包括反诉和诉的变更与合并都没有进行介绍。

2、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作者采用的是只对国外法的制度与理论介绍,基本不涉及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的研究方法,所以,对于作者提出的“对抗·判定”结构的诉讼审判模式如何在我国得到确立与运用都没有提到。如果读者不做更深一步的思考,不与我国民诉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的话,那么,从此书中学到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本书的价值就会大大折扣。

3、本书大部分章节都相对独立,逻辑性不强,语言也比较晦涩难懂。比如第六章证据制度与证明、第七章调解制度与诉讼上的和解、第十章少额诉讼制度从内容框架上都是单独的章节,而且与主题的联系不是特别紧密。特别是第十章少额诉讼制度只是为了保持程序介绍的完整性而有拼凑之嫌。

(三)结合新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思考

 1小额诉讼程序的确立。本书的成书时间正是日本1998年开始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出台不久,新法增设第六编,从第368条——381条对少额程序作了规定,其把少额诉讼的对象限定在标的金额为30万日元以下,且只是请求支付货币的给付案件上。此程序原则上只开庭进行一次口头辩论即告结案,一旦做出判决,当事人不得上诉,但可以向同一简易裁判所申请复议一次。而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也刚刚出台,同样确立了小额诉讼制度,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个进步。但相较于日本民诉法我国的法律规定就有点薄弱(只有第162条)。在今年的民事诉讼法年会上,有法院一线的工作者也就小额诉讼程序在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困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小额诉讼的灵活性在现行体制中得不到实施,与诉前调解交叉时,小额诉讼就无优势可言,再加上法律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启动方式、适用范围等规定不明确都可能造成此程序不能很好的得到运用,所以笔者也期待新的民诉法解释能对此程序进行补充具体规定。

 2、准备程序的完善。正如前文所述,日本1998年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对原有法律的重要修改之一,则是对程序进行方式这个领域的改变。首先,从理念上明确的将有关当事人提出主张和证据时期的原则“随时提出主义”修改为“适时提出主义”[18]。其次,新法还废除了旧法中单一的准备程序,重新规定了三种准备程序,分别为书面准备程序、准备的口头辩论程序(用于准备的口头辩论方式)以及辩论准备程序(会议型的准备方式)[19]。而我国刚出台的新《民事诉讼法》也对开庭前的准备程序进行了完善,第125条对答辩状的内容进行了更加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同样也是出于对诉讼效率的考虑。

 当笔者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感受颇多。首先是被这本书的作者所折服,缜密的思维、严谨的研究态度以及学术知识的深厚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另一方面,由于笔者之前对日本民事诉讼的了解仅是皮毛,所以这本书对于笔者来说可谓是学习日本民事诉讼的启蒙之作,对自己的意义也可谓颇深。同时,此书也引导了笔者对相关知识的进一步思考,拓宽了知识的广度。总之,这本书值得一读、二读、三读…

附:由于本书是作者在外游学而写的,日式语气也比较严重,所以,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本篇书评,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1、“少额诉讼制度”,本书中讲述的的少额诉讼制度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小额诉讼制度”,为了与所读著作保持一致,本篇书评还是用“少额诉讼制度”。2、本篇书评中所讲的新日本民事诉讼,指的是1998年的民事诉讼,而日本在2003年对民事诉讼法又进行了修改。



[1]此处的“国际裁判权”在高桥宏志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一书中被译为“国际裁判管辖权”。

[2]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3]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4]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5]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6]滋贺秀三教授就认为中国传统的诉讼审判并不以明确的、可视的实体规范为前提,也不会产生出这样的实体法体系来。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作为对照的西欧法律传统下得诉讼审判恰恰具备这样的性质。参见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367368页,东京,创文社,1984

[7]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8]五月是日本的黄梅季节,取连绵阴雨一直在下却总也下不透之意,就是说日本诉讼过程中存在若干次缺乏实质性对抗的口头辩论期日,整个诉讼的审理过程显得十分拖沓散漫,所以被讥为“五月雨式审理”。

[9]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10]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11]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12]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13]参见高桥宏志(著),张卫平、许可(译):《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14]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15]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16]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17]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见序。

[18]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19]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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