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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调解制度新发展评析

2013-6-25 9:25:41 本站原创 蔡惠霞 【字体:

 

社会纠纷种类的多样化、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单一的审判程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了保证正义的实现,适应实的要,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一般而言,替代性的方法可被看作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提供了一个恢复当事人自治的机会,因此,它有助于发展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人必须尽力依靠自己而非国家权力解决问题。{C}[i]{C}在此背景之下,进一步发展并完善调解制度成为各国司法改革的方向。

相较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民众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在遇到纠纷时会诉诸司法救济,这不仅源于德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还在于德国司法给予民众的信任感。诉讼这一解纷途径作为主流救济方式,在德国司法实中运行良好,由此导致调解方式在过去未能引起关注。在德国,调解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近年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给予德国的法律改革新的推动力。为了促进调解在民事程序中的植根与发展,德国立法者致力于诉讼程序改革,确立了调解制度的法律框架,并于20127月颁布了《促进调解及其他诉讼外冲突解决程序法》{C}[ii]{C}(以下简称《德国调解法》),由此掀开了纠纷解决模式改革的新篇章。

一、《德国调解法》颁布的目的

(一)直接目的:转化指令

2008521,欧盟颁布了《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问题的指令》{C}[iii]{C}(以下简称《欧盟调解指令》),旨在促使成员国之间所存在的跨国民商事纠纷得以有效、快捷地解决,通过司法方面的合作,营造与发展区间内安全、自由的交易大市场。该指令第1条即表明:目的在于便利当事人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通过鼓励使用调解以及确保调解与司法程序之间的平衡关系促使纠纷的妥善解决。该指令对各成员国提出了如下要求:通过宣传促进调解、调解的基本原则、调解程序的保密、调解的时效中断、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以及确保调解质量。此外,该指令还督促各成员国在2011521之前遵照指令施行必要的法律、规章和行政规定,欧盟委员会将在不迟于2016521发布指令实施情况及欧盟范围内调解的发展情况。

    (二)现实目的:统一规则

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开始倡导发展ADR制度,但并无标志性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掀起的ADR改革浪潮蔓延至德国。在减轻民事司法负担的目标下,德国开始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探索与审视,并逐步接受。1994624,德国颁布《费用修正法》,通过设置“和解费”鼓励律师尽力促成当事人优先使用ADR解决纠纷;2000年《法庭外争议解决促进法》的颁布,引入了强制诉前法院外调停;2001年《民事诉讼法实施法》的颁布,增设审前调解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2002年《德国诉讼法改革法》的颁布,在民事诉讼中引入强制审前和解辩论,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立法的定与潮流的发展推动德国许多联邦州对调解制度展开因地制宜的试点试验,其中,较为成功的试验如柏林的调解实践、哥廷根的调解法官模式{C}[iv]{C}以及巴伐利亚州的“和解法官模式”{C}[v]{C}。各州调解制度的试行虽然带来了对调解体制的百家争鸣,调解之风一时欣欣向荣,但制度的差异却引发司法实践的混乱,规则的不统一不利司法的长久发展。因此,整合调解制度,统一实践规则成为了德国立法者迫在眉睫的任务。

2008年《欧盟调解指令》的发布则为德国调解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契机,为了转化指令的法律精神,201084,德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份促进调解和其他ADR方式的法律草案,提交国会审议。2011112,联邦政府公布了《调解法(政府草案)》;同年121日德国法律委员会在多次的立法探讨后公布了《调解法(法律委员会建议稿)》,增加了调解员培训与进修的内容。

    (三)社会解纷文化的转变:法律发展多元化的要求

权利如果缺乏争取的活动,就不会有实效性权利的存在,只有通过权利者不断的斗争,才能确保法的支配和人格尊重得以实现。{C}[vi]{C}耶林的这一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德国民众的法律意识中,成就了德国的冲突解决文化。权利的目的是和平,要通过斗争的手段达成此目的。但人们常常误以为权利的斗争就是通过诉讼主张权利,面对纠纷中的对方当事人必须拥有强烈的对抗意识。其实不然,为权利而斗争是尊重权利的表现。为了保障权利,权利者应有积极的争取活动,从双方的协商到中立调解方的介入,从仲裁的运用到诉诸审判,这些无一不是为权利而斗争的方式。

时代的发展、思想的流变都要求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全面的眼光看待社会,审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德国立法者已经认可了“为权利而斗争”方式的开放性,意识到社会解纷文化转变与法律发展多元化的重要性,《德国调解法》的颁布就是对这一认识的最好诠释。但社会解纷文化的转变,并不代表为权利而斗争在德国成为过去式,相反这是民众权利斗争意识的进一步深化与扩展。因为法律发展的多元化更加强化了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性,而且友好的纠纷解决方式更有利于实现和平。

    (四)经济目标:提高效率,减少法院预算

德国立法者对调解的强调并非因诉讼质量与效率堪忧而作出的对策,也并非为了实现“节省司法开支和减轻法院负担”等诉讼经济或诉讼效率的政策性考量,而是上升到诉讼理念这一层面。{C}[vii]{C}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民事司法体制中较高的诉讼量决定了减负与分流的必要性。此外,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法院可以过滤一部分争议案件,最终提高诉讼效率;同时其本身也隐含通过法院减负,并在保证有效司法的前提下节省国家开支的目的,{C}[viii]{C}减少法院预算。

二、《德国调解法》的关键特征

     (一)调解的界定与法院的司法角色

《德国调解法》规定,调解是当事人借助一个或多个调解员的帮助以自愿和自我负责的方式旨在和好一致地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所实施的保密的框架程序,

即调解是秘密性和框架性的程序。秘密性指调解程序通常仅限定于当事人与调解员之间,调解程序中所涉及的信息不得对外公开;而框架性则强调参与调解程序的所有人员应当遵守特定的流程和规则。前者如须由当事人选定调解员方能展开调解程序,后者如调解员必须遵循中立性和独立性规则。{C}[ix]{C}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理念:改变法院在纠纷解决中功能定位的传统狭隘认识。法院的作用包括通过裁决定分止争,但绝不仅限于此,在确定处于争议中的法律关系,保障民众合法权益的道路上,法院可以扮演引航灯、指路人的角色,为当事人提供交涉的场所与规范。因此,我们所关心的是,将利益综合组织化,让法院转变方向,开始寻求代替法庭程序对单个纠纷的解决方法。{C}[x]{C}《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8条明确要求法官“应该在诉讼的各阶段努力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所以,将调解理念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始终成为德国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法院有义务为当事人运用调解程序创造条件。{C}[xi]{C}

在现代司法背景上,法院应实现司法角色的转换,从之前单纯的受理、裁决案件到如今的司法管理功能,所谓的司法管理功能就是在法院传统职能上进行功能性的发展,如对调解等ADR机制的管理与运用。德国法院对调解机制的管理体现在:(1)法院应对当事人所交诉状进行审核,确认其在起诉前是否进行过试行调解或者其他法院外争议解决程序;(2)法院可以向当事人建议调解或者其他法院外争议解决程序;(3)如果当事人决定适用调解或者其他法院外争议解决程序,法院命令诉讼程序中止;(4)法院可以将双方当事人移交给和解法官{C}[xii]{C},其作为受命或受托法官实施和解辩论和其他和解尝试;(5)一旦调解失败,当事人申请重启诉讼程序,法院应在明确调解无效的基础上,将案件纳入诉讼程序中;(6)在联邦与各州制定的科研计划范围内,如果权利寻求人提出调解的法律援助,有管辖权的法院在确定依照其个人与经济状况不能支付调解的费用、只能支付部分费用或仅能分期支付,并且所诉求的法律后果或者法律防御并非鲁莽之后,作出不可声明不服的裁决。

     (二)调解员的基本职责

1.调解员的选任

《德国调解法》规定,调解员是引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独立、中立且不拥有裁判权限的人员。调解前由本案当事人自主选任调解员,调解员可能是律师、司法人员或注册会计师,同样也可能是社会心理专家成员,他们遵循着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标准和程序。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官也可以参与庭外纠纷解决,只要不要求他们作出最后决定即可。{C}[xiii]{C}但是,诉讼程序中的主审法官不能作为本案的调解员,因为,即使法官受过严格的调解培训与监督,……他们仍然无法克服法官的思维,从而倾向于判决型和处理型的调解,而不是利益基础的调解。{C}[xiv]{C}因此,《德国调解法》直接排除审判法官主持的调解,而由法庭外中立第三方在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以此避免审判法官陷入伦理困境,引发角色冲突。

2.调解员的责任与义务

与仲裁员或者法官不同的是,调解员并不作出决定。相反,调解员的功能在于协助当事人之间理解各自的观点,缩小他们之间的差距。{C}[xv]{C}因此,调解员的角色主要是协助双方当事人进行有效诚恳的沟通,努力促成符合双方意愿协议的达成。

1)披露与核实义务。如果当事人要求,调解员有义务将专业背景、培训情况及其调解领域的经验告知当事人。而对于影响调解独立性与中立性的一切事项,调解员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披露;只有在当事人都明确表示同意之时,该调解员方能从事本案的调解工作。调解员的调解权源自当事人的合意授权,因此,调解员在调解之初应向当事人核实并确保当事人确已理解调解程序的原则和进程,并自愿参加调解。

2)平等对待义务、以当事人利益为出发点。作为当事人共同选任的纠纷解决者,调解员有义务平等对待所有的当事人,并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调解指南:在促进当事人沟通交流时,确保当事人以适当、公平的方式涉入调解;为减少紧张感、避免僵局或促进实质性成果的取得,在各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采用与当事人一对一的谈话形式;第三人申请参与调解程序时,必须征得所有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方可允许,由此排除律师及代理人自动介入调解的权利,遵循以当事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宗旨。

3)告知与晓谕义务。调解若达成一致,调解员有义务向当事人晓谕:当事人是在明确案情的情形下达成协议,而且已经理解协议内容;如果当事人未延请专业咨询人员,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延请外面的咨询人员对协议进行审查。即使如此,我们并不能假设当事人对于调解协议内容具有完全的法律意义上的认知度。为了使和解发挥其应有之法律效力,调解员也应致力于提供相关之法律上的判断与评价。{C}[xvi]{C}经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员可以通过总协议的形式记录所达成的一致。

4)调解程序的终结。当事人在所有阶段都保持完全自由的决定权。{C}[xvii]{C}所以,作为调解的绝对主体,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间终结调解。此外,调解员也可以终结程序,特别是当他认为不能期待进行自我负责的沟通或者当事人达成一致无望时。

3.调解员的活动限制

调解前在同一案件中为一方当事人从事过活动的人,不得担任调解员。调解员也不得在调解中和调解后在同一案件中为一方当事人从事活动。

与调解前在同一案件中为一方当事人从事活动的人处于同一职业活动团体或者办公团体的其他人员也不得担任调解员。该其他人员也不得在调解中或调解后在同一案件中为一方当事人从事活动。但如果相关当事人在本案中获得详尽的信息后表示同意,并且不违背司法利益,则可不受此限。

4.调解员的保密义务

调解员和实施调解相关的人员负有保密义务,这一义务涉及他们在实施活动过程中所获悉的一切信息。调解员应当将其保密义务的范围告知当事人。

除非其他法律另有涉及保密义务的规定,否则出现以下情形,不受保密义务限制:(1)为了转化或执行协议,需要公开在调解程序中达成协议的内容;(2)出于优先公共秩序的原因必须公开,特别是为了防止危及子女的福祉或者防止对某人的身体或精神上的无暇性造成严重影响;(3)事关众所周知的事实或从其意义看不需保密的事实。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因职务、身份或职业而知悉一定事实的人享有拒绝作证权。调解员的身份特殊,应享有拒绝作证权,才能保证调解员保密义务的履行,这也是保障德国法的安定性和确定性的应有之义。

     (三)调解员的培训与进修

调解与常理上的谈判直接的区别在于常常被忽视的事实部分,即它需要利用沟通科学和行为心理学等方面知识,必须认识到在冲突情境下交流极易受到干扰,而且当事人之间不再互相倾听,还会误解对方预期的不合理。现实中的冲突是多层次的,在调解中不能单独把握法律标准的适用。因此,调解员必须熟悉具体的谈判技巧和拥有实际应用的经验。{C}[xviii]{C}只有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调解员方能真正胜任调解工作。

《德国调解法》规定,只有完成德国联邦司法部所规定的调解员培训内容,才可以使用“认证调解员”称号,并持证参与调解工作。“认证调解员”的培训规定尚未出台,但德国立法部门要求联邦司法部就如下方面制定具体规定:(1)关于培训内容的详细规定,并要求具有必要的实践经验;(2)关于进修内容的详细规定;(3)培训与进修的最低学时数;(4)进修的时间间隔;(5)对培训与进修机构聘用的师资力量作出要求;(6)对培训与进修机构向参加培训与进修课程发放认证以及以何种方式发放认证作出规定;(7)关于培训结业的规定;(8)对本法生效前就已作为调解员从事活动的人作出过渡规定。

认证调解员应本着自我负责的精神通过适当培训和定期进修确保自身掌握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以便能以适切的方式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而适当培训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调解的基础知识、有关调解进程和框架条件的知识;(2)谈判与沟通技巧;(3)冲突解决与管理能力;(4)调解法知识以及法律在调解中扮演的角色;(5)实践训练、角色模拟和监督管理。如果认证调解员没有参与法定的专业培训课程,则会被剥夺称号。

由此可见,德国的调解培训比普通法国家的大多数培训更注重理论性,调解培训的厚重的理论性特征,不仅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家的思维,也预示了其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色。{C}[xix]{C}

     (四)诉讼时效及调解协议的效力与执行

《德国民事诉讼施行法》规定调解的期限为3个月,调解期间诉讼时效中断;2002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第203条规定,当双方开始就某些请求协商时,诉讼时效中断,直到一方或另一方拒绝协商。《德国调解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调解对诉讼时效的影响,但是可以援引此项规定。

调解最终达成的协议区别于由法官在审判中所作出的有约束力的判决,但调解协议也具有严肃的法律效力,如《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达成协议,一方不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可以申请直接强制执行,这意味着调解协议具有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效力。{C}[xx]{C}

三、《德国调解法》的评析

显而易见的是,《德国调解法》的颁布第一次确立了调解制度的法律框架,极大地提高了民事调解在德国司法的地位。但该法规定较为简略,制度的构建仍在初期,因此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化,立法者的意图在于确定调解的制度化与法律化,促进调解在德国的植根与发展。制度的建立不能一蹴而就,只有让调解在实践中接受经验的洗礼,在发展中吸取民众的审视,逐渐贴切本国的司法文化,方能锤炼出真正完善的制度。

(一)制度优势

1.强化当事人的自主性

调解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的意愿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双方当事人是基本的参与者,而调解员的活动必须以当事人为中心。《德国调解法》规定不论是调解的开始、结束,还是调解的过程、协议的达成都是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充分实现当事人自治,使社会成员在实现法律正义的途径中发挥更大的自主性。而当事人在这个自我决定的平台上,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需求和利益。

2.减轻法院压力

《德国调解法》提出的最低法定标准和要求,并不限制调解的灵活性。针对法院案件云集导致诉讼延迟严重化的问题,调解作为一种灵活和广泛应用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但可以避免诉讼拖延和耗费过大等问题,使民事司法系统趋于快速、廉价,还可以有效减轻法院的负担,缓解法院系统的紧张状况,使法院能够集中精力处理真正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而且,调解人员大多具有专门知识,因此在解决涉及特定标的物的技术性问题或其他相关问题时,调解方式比一般的法院程序更为简便快捷。{C}[xxi]{C}

3.当事人对结果接受程度高

德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当事人和其他所有人对民事司法和法治的信心和满意度,{C}[xxii]{C}而调解这种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它的目标在于寻求面向未来的解决方式,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使当事人得以继续合作。面向未来的角度不仅能够取得解决纠纷与维持双方友好关系的双赢成果,还可提升双方当事人的满意值,促使合作方法增值。对那些因长期性、综合性社会关系发生的纠纷(如家事纠纷),以及有着保守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需要的案件而言,由于调解具有面向未来的特性,因而更适合于调整当事人不愿和不能中断相互关系的争议。{C}[xxiii]{C}

4.促进欧盟各成员国的交流与发展

欧盟在区间经济发展的动力下致力于促进ADR的运用,特别是调解。《德国调解法》的颁布不仅可以鼓励国内调解机制的发展,也能促进跨境纠纷调解的使用,提高效率。调解机制在欧盟区间的便利利用,为欧洲经济的飞速发展进一步扫清法制上的障碍,有利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交流与发展,能够更好的实现欧洲的一体化。

(二)不足之处

1.存在进一步拖延司法程序的风险

一般而言,在阶梯式的纠纷解决格局中双方当事人会同意合同中额外的纠纷解决条款,当双方谈判失败、对调解不满意时,将启用额外条款中的解决机制。{C}[xxiv]{C}调解的灵活性被认为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潜在的缺点,如当双方当事人的协议解决失败或不需要达成共识时,调解程序并不一定导致可行的妥协,相反可能走向对抗的诉讼。特别是当存在未来合作领域时,调解的开始(如选择恰当的人充当调解员,就程序达成一致等)就会进一步拖延纠纷的解决,并且无法获得预期中的增值。此外,在调解辩论中增值解决方案的寻找可能无法为双方打开新的解决路径,反而增加了复杂性。即使纠纷得到暂时处理,所达成的复杂调解协议也可能引发新的法律争端,导致原始纠纷的再次重演。

2.调解费用加重法律成本

德国低水平的诉讼收费、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使得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较为低廉。然而,调解成功所需的费用极有可能高于诉讼成本。调解的运用虽然可以为法院减负,节省国家司法资源,但却增加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从而使调解在纠纷解决费用上失去优势。而且,当调解失败,纠纷升级到法院时,调解的费用将添加到总共的法律成本中,{C}[xxv]{C}直接加重了当事人的法律成本负担。《德国调解法》将调解制度纳入司法体制,并提供法律援助等司法服务,有助于德国的弱势群体减轻调解的费用压力,但此举必然加重国家的司法成本。

3.缺乏调解保密性的保障机制

“无救济则无权利”,这句古老的法律谚语告诫我们,法律对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定得再完美,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机制,公民的权利、自由就极易受到侵犯,无法获得有效救济,法治也只能是一纸空文。调解程序的保密性既是对当事人调解自主性的保障,也是实现法安定性的要求。如果不能保证调解程序的保密性,当事人可能会在其后的仲裁或诉讼中承担不利的风险,进而大大降低当事人选择调解的几率。《德国调解法》明确规定了调解员和实施调解相关的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但是却忽视了保密义务的程序保障机制问题,对于违反保密义务的调解员和相关人员,缺乏程序性的惩罚措施。

4.在保证调解人的质量方面存在困难

调解员的职业模式和薪资报酬,对调解程序的有效开展及调解机制的发展成熟具有重大意义。《德国调解法》对调解员缺乏一个明确的职业描述,而且实践中许多调解员并非专职调解员,而是在从事律师、注册会计师、心理咨询师等基本职业之余,参与调解工作。从事调解工作人员的职业背景如此不同与复杂,加之调解工作本身的精细化要求,对“认证调解员”培训、进修标准的设定必将是一个难题,更无法完全保证调解员的质量,调解的质量也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有多方当事人参与,调解的复杂性和持续性就加重了。因此,调解现在主要运用于法庭或小纠纷,很少适用于相当复杂的法律纠纷,如建筑领域,有些公司实体仍然不愿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C}[xxvi]{C}调解工作的薪资报酬直接影响调解员从事调解、提高调解质量的参与度与热情度,《德国调解法》没有涉及调解报酬部分,只能静待之后的联邦与各州立法予以明确规定。

5.调解协议的执行问题有待具体化

欧盟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作出统一调解机制的指令,该指令规定各成员国应确保纠纷各方当事人有权请求赋予基于调解而形成的书面协议内容强制执行力。《德国调解法》在调解协议执行问题上直接援引《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涉及跨境调解协议的执行,而在国际背景下跨境调解协议的执行问题,是各国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难点。

四、德国调解的发展之路

德国始终保持对司法制度改革创新的理念,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滞后性所带来的危害,认真总结与反思本国法律制度,发现与研究国外的前沿法律思想,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发展。《德国调解法》与欧洲各国的接近正义运动(Access to Justice)相契合,鼓励与保障公民以最为适合的方式接近、利用司法制度。

时代的背景、现实的挑战呼吁我们对正义进行宽广的理解与认识,“使纠纷解决的功能从法院向社会化的ADR转移,通过ADR强化社会解决纠纷的能力,使更多的社会主体和当事人能够及时、便捷、经济、平和地解决纠纷。”{C}[xxvii]{C}这也是接近正义运动中“第三次浪潮”的主旨所在,而多元化纠纷解纷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更加有利于权衡公共资源的配置与公民利用司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也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

诚然,调解也是这个正义综合体系中不可或缺、日益重要的一部分。调解相对于精致化的庭审更显随性,能在过程中深挖纠纷背后的社会背景与人际关系等深层次原因,以此更好地修复复杂而具关联性的关系。但是,人们不应当通过引入广泛蔓延而且归根到底毫无秩序的“原则性谈判”程序,而将现代德国对话民事诉讼的成果破坏殆尽。{C}[xxviii]{C}毕竟,在严谨的德国法领域内,对话诉讼是自由和高效诉讼文化的产物。德国民事司法能够高负荷、高效率地运转,不仅归功于法律的齐备完善、诉讼制度设计的良好衔接与配套,还仰赖于合理的司法管理体制。{C}[xxix]{C}所以,德国的司法诉讼制度仍然是解决纠纷的最主要方式,调解方式是辅助手段,而调解制度的运作适应德国社会的需要是德国立法者必须重视的问题。

因此,在调解制度法律化的基础上,德国还应建立民众对调解及调解机构的信心,利用制度优势来扩大调解的认可度与适用范围,并发展提供调解服务的相应法律服务业和社会机构,构造出适宜调解机制发展的法律环境与社会环境。在这个以严谨闻名于世的国度,调解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无不宣誓其发展高质量调解的目标,谨慎前行必然是改革道路上的关键词。未来德国调解制度的设计与完善,也将必然是以减轻司法负担、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以及实现公正为目标。



[i]{C} []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ii]{C} 关于该法的具体条文,参见周翠:《调解在德国的兴起与发展》,载《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iii]{C} 具体条文参见《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问题的200852EC指令》,陈洪杰译,齐树洁校,载张卫平、齐树洁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八辑),厦门大学出版2008年版。

[iv]{C} 周翠:《调解在德国的兴起与发展》,载《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v]{C} 江伟、谢俊:《德国巴伐利亚州强制诉前调解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公民与法》2009年第3期。

[vi]{C} 耶林是新功利主义(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其认为“法的生命是斗争”,对德国法学产生深远影响,参见[]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vii]{C} 胡铭等:《转型社会多元纠纷解决》,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viii]{C} 刘彦辛、许英杰:《德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十年综述》,载齐树洁主编:《东南司法评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ix]{C} 张泽涛、肖振国:《德国〈调解法〉述评及其启示》,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x]{C} []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刘俊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xi]{C} 齐玎:《德国ADR制度的新发展》,载《人民法院报》201010298版。

[xii]{C} 关于和解法官模式构建的具体介绍,参见龙柯宇:《祛魅与赋值:德国调解制度的路径选择与反思》,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4期。

[xiii]{C} Cristina Lenz, Mediation Law in Germany,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Arbitration, 2009, Vol.75, No. 4.

[xiv]{C} []娜嘉·亚历山大主编:《全球调解趋势》,王福华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

[xv]{C} []Dr. Sebastian Jungemeyer:《德国新颁布的调解法及其欧盟立法背景》,载《商事调解与ADR2012年第4期。

[xvi]{C} 龙柯宇:《祛魅与赋值:德国调解制度的路径选择与反思》,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4期。

[xvii]{C} Erik Schäfer, The Use of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for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German Perspective, The Trademark Reporter, 2004, Vol.695, No.94.

[xviii]{C} Erik Schäfer, The Use of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for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German Perspective, The Trademark Reporter, 2004, Vol.695, No.94.

[xix]{C} []娜嘉·亚历山大主编:《全球调解趋势》,王福华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

[xx]{C} 张明强、刘明凤:《德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启示》,载《中国司法》2012年第5期。

[xxi]{C} 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539页。

[xxii]{C} Peter L. MurrayRolf Stürner, German Civil Justice, Civil Justice Quarterly, 2006, 25(Apr), 275-285.

[xxiii]{C} 王福华:《现代调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6期。

[xxiv]{C} Annemarie Grosshans, A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Construction Law, Construction Law Journal, 2007, Vol 23, No 8.

[xxv]{C} Pablo Cortés1,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offers to settle - would an emerging settlement culture pave the way for their adoption in continental Europe? Civil Justice Quarterly, 2013, Vol.32, No.1.

[xxvi]{C} Susanne Kratsch,  Arbitration and ADR in the Germ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nst Law Journal, 2008, Vol 24, No 5.

[xxvii]{C} 陈洪杰、齐树洁:《欧盟关于民商事调解的200852EC指令述评》,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2期。

[xxviii]{C} []罗尔夫·施蒂尔纳(Prof. Dr. Rolf Stürner):《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辩论主义与效率冲突中的诉讼指标与实质阐明》,周翠译,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

[xxix]{C} 周翠:《中国与德国民事司法的比较分析》,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研究生,齐树洁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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