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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集团仲裁制度探微

2013-6-25 9:29:27 本站原创 郑文彬 【字体:

 

  

对于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而言,集团诉讼或许已不再算是新兴产物。而衍生于集团诉讼,并融合了集团诉讼与仲裁相应程序的集团仲裁制度,则是美国法律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新发明。最初,集团仲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被视为是罕见的半诉讼半仲裁的神秘之兽mythical beast: half litigation, half arbitration, and rarely seen),{C}[i]{C}是一种怪异的混合程序。然而,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一案的裁决,改变了人们对集团仲裁制度的看法,并大大推进了集团仲裁制度的发展。

集团仲裁制度作为集团诉讼与仲裁相关程序的结合体,其基本程序的运行与集团诉讼、仲裁制度相似,但在此基础上突破了两者的传统特点。在目前我国群体性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适当地借鉴美国的集团仲裁制度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代表人诉讼这一方式。

集团仲裁作为一种新兴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其自身虽有着其他制度所不具有的程序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着正当程序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等制度困境。而唯有在清晰、全面地认识集团仲裁制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对该制度加以借鉴与吸收。本文试图从集团仲裁制度出发,对该制度的基本程序作一个系统介绍,并在全面分析该制度的价值与困境的基础上,探寻该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C}一、 {C}美国集团仲裁制度概述

(一)集团仲裁的历史渊源

谈及美国集团仲裁的历史渊源,便不得不提及集团诉讼制度。可以说,集团仲裁正是在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了集团诉讼的运作方式与设计理念而发展起来的。

美国学者Mary Kay Kane认为,“集团诉讼是允许一个人或几个代表他们自己或那些声称受到同样侵害或者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侵害的其他人起诉或被诉的制度”。[ii]{C}17世纪,英国衡平法院的大法官通过息诉状bill of peace发展出了代表诉讼这一集团诉讼的现代原型。{C}[iii]{C}尽管在1966年前,集团诉讼曾以某些形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直到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修改之后,现代意义上的集团诉讼才正式为人们所知悉。

集团诉讼的基本规则主要规定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中。其中a款规定了提起集团诉讼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可被简称为数量性numerosity、共同性commonality、代表性typicality和充分性adequacy{C}[iv]{C}

在最初的几十年中,集团诉讼制度被视为是向弱势当事人提供司法正义的制度,被评论家们誉为历史上最富社会作用意义的救济机制之一[v]{C}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由于大众侵权诉讼数量猛增,以及高额胜诉酬金诱使律师滥诉等现象的产生,使得集团诉讼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在此情况下,集团仲裁作为一种新兴的纠纷解决方式,便在充分吸收集团诉讼制度优点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集团仲裁制度便已经存在,然而直到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才在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案中作出了允许集团仲裁的决定,许多仲裁机构也才开始针对集团仲裁发布特定的程序规则。{C}[vi]可以说, 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案是集团仲裁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

(二)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

2003年的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案中,两个当事人BazzleLackeys分别与Green Tree金融公司签订了贷款协议,所涉协议中都包含了格式仲裁条款。依仲裁条款规定,双方当事人自愿放弃选择诉讼的权利,并将纠纷交由指定的仲裁员解决。

由于在贷款交易中Green Tree公司没有履行提示他们有委任自己的律师和保险代理人的权利,BazzleLackeys分别以Green Tree公司为被告提起了单独诉讼,并且由于仲裁协议的存在,这两个案子都进入了仲裁程序。仲裁员对该案进行了集团认定,并适用集团仲裁程序作出裁决。此后,Green Tree公司以法律并不允许集团仲裁为由,向法院提起了上诉。南卡罗莱纳州最高法院被推定为具有这些案件的管辖权,并作出支持仲裁结果的裁决。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本州的法律,由于合同仲裁协议中关于集团仲裁的问题是默示的,因而集团仲裁是被允许的。

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的意见则有着较大分歧,John Stevens法官、Lukise法官Thomson法官等分别提交了不同的意见。经审理,最高法院判定:根据当事人双方的仲裁协议,关于合同是否禁止集团仲裁这一问题应由仲裁员而不是法官来进行认定。一个默示仲裁条款是模棱两可的,依其本身应当由仲裁员解释以便允许集团仲裁。2003723,最高法院对该案作出允许集团仲裁的决定。该案大大推进了集团仲裁制度在美国的发展。

(三)集团仲裁的发展

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案之后,美国两个重要的仲裁机构便颁布了适用于集团仲裁的特别规则,从而为集团仲裁的管理打下了基础。美国仲裁协会于200310月颁布了《集团仲裁补充规则》(简称《AAA补充规则》),美国司法仲裁与调解机构(JAMS)也于2005年初颁布了《集团仲裁规则》(简称《JAMS规则》)。{C}[vii]{C}

AAA补充规则》适用于任何依照仲裁协会规则订立的仲裁协议规定的纠纷以及涉及集团成员的仲裁请求、合并或联合主张的协议是默示的情况。美国仲裁协会当前并不管理那些在协议中明确禁止集团仲裁或合并的案件,除非法院直接强制命令当事人将所有涉及集团要求、合并或联合的争议提交仲裁员或者提交给美国仲裁协会。《JAMS规则》在大体上与前者相一致,只是略有些细微差别。两大规则结合《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创设了集团仲裁程序的三大基本阶段。第一阶段由仲裁员解释仲裁条款,并决定集团仲裁是否应被允许;在第二阶段,仲裁员将对集团认定的必要性进行判断;第三阶段则由仲裁员进行仲裁并作出裁决。

集团仲裁最初被应用于解决大规模的消费合同与雇佣合同纠纷,现在,集团仲裁也可应用于大量不同的领域,几乎涵括了包括保险、金融、海事以及反垄断在内的所有领域。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中,集团仲裁制度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迄今为止已出现了300多件集团仲裁案件。[viii]{C}

此外,集团仲裁制度不仅在美国广泛流行,在其他国家,集团仲裁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可接受的程序[ix]{C}曾对集团仲裁制度怀疑态度的许多欧洲国家,现也已开始考虑在本国的法律体系中引入集团仲裁制度。{C}[x]{C}

 

二、集团仲裁的基本程序

从整体上而言,AAA补充规则》、《JAMS规则》以及《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所共同构建出来的集团仲裁的基本程序主要包括仲裁条款的确认、集团确认、集团仲裁的通知等。

(一)仲裁条款的确认

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案之前,对于默示仲裁条款究竟是禁止还是实际上允许集团仲裁这一问题,美国法院存在着不同的做法。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庭在Champ v. Siegel Trading Co.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规则,即除非该仲裁条款明确允许适用集团仲裁,否则集团仲裁便是被禁止的。{C}[xi]{C}部分法院继而采取了与Champ v. Siegel Trading Co.案相同的做法,还有部分法院则提出另外一种规则,即除非仲裁条款明确禁止集团仲裁,否则集团仲裁便是被允许的。{C}[xii]{C}

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案中,最高法院虽然作出了允许集团仲裁的决定,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仲裁协议应被认为允许或禁止集团仲裁这一潜在问题,最高法院并未加以明确,而是由仲裁员通过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根据具体的仲裁条款加以具体认定。

在该案之后,联邦法院的通常做法则是,在仲裁协议对于是否允许集团仲裁这一问题是默示的时候,应由仲裁员(而不是法官)对当事人的仲裁条款进行解释并作出决定{C}[xiii]{C}由于《联邦仲裁法》并没有禁止集团仲裁,因而除非依据州法律或者当事人的协议是禁止集团仲裁的,否则便是允许集团仲裁。

(二)集团确认

在对仲裁条款进行解释之后,如果仲裁员认为仲裁条款和可适用的州法律都没有禁止集团仲裁,那么在作出仲裁条款确认之后,仲裁员可作出一个部分的或最终的a partial final award集团确认裁决,并依据当事人的合同决定集团仲裁是否合适。在此阶段,应假定仲裁员没有禁止集团仲裁,且须明确是否应该确认为集团,如果可以确认为集团,那么应据此认定哪些人是集团的成员、哪些人被排除在集团之外{C}[xiv]{C}

同集团诉讼一样,集团仲裁也应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a关于集团的四个条件,即数量性、共同性、代表性和充分性。除此之外,集团仲裁还需满足AAA补充规则》和《JAMS规则》中仲裁协议的相似性的要求,以及《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b款规定的主导性和优先性要求。

{C}1.  数量性要求

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的规定,数量性要求是指集团成员人数众多,以至于全体成员的合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集团诉讼中,人数众多而成为一个集团是诉讼程序技术拟制的结果尽管集团不能作为一个民事主体而存在,但是由于程序的拟制,它在诉讼法上被确认,仍然被赋予一种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C}[xv]{C}同样,在集团仲裁制度中,集团亦是仲裁程序拟制的结果。人数众多虽然是集团仲裁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法律对于集团的人数却没有设定明确的下限。{C}[xvi]{C}美国仲裁协会所做的仲裁中确定的集团人数从18人到几千人不等,一般而言,3050个人通常被认为是确认集团所必需的人数范围。{C}[xvii]{C}

{C}2.  共同性要求

共同性要求是指该集团仲裁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但并不要求所有的事实和法律问题都是共同的。实际上,共同性要求的标准是十分宽松的,共同性仅要求有集团成员存在共同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并不要求这些事实或法律问题达到《联邦诉讼规则》第23b款以及《AAA补充规则》第4b所要求的严格的主导性标准{C}[xviii]{C}因此,许多仲裁庭认为,集团成员中存在一个共同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就足够了。

{C}3.  代表性要求

代表性要求代表人所提出的主张或者抗辩,必须是在集团中有代表性的请求或抗辩。易言之,即其他集团成员提请此类仲裁时,也会提出相同的请求或抗辩。一些法院为此制定了两条具体的规则:(1)代表人的主张必须基于其与其他集团成员有相同的实践或行为过程而提出;(2)代表人与其他集团成员的主张皆是源于相同的法理。仲裁庭只有在代表人的事实或法律主张与其他集团成员有着实质性区别时,才会认为代表人所提出的主张或抗辩不符合代表性的要求。{C}[xix]{C}

{C}4.  充分性要求

充分性要求代表人能公正和充分地维护集团成员的利益,通常需要满足如下两个方面的要求:(1)集团代表人与集团成员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2)能强有力地保护集团利益。如果有特定事实证明集团代表人无法满足其中任一条件,那么仲裁庭便会认为代表人不符合充分性的要求。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满足充分性要求往往也就意味着无法满足其他要求。

{C}5.  仲裁协议的相似性要求

除了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相同的要求之外,AAA补充规则》与《JAMS规则》还要求集团仲裁满足仲裁协议的相似性要求,即集团成员都须签订一个仲裁协议,并且在集团代表人与其他集团成员之间,该仲裁协议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果集团成员之间的仲裁条款存在不同,那么多数仲裁庭便会将这些成员排除出集团范围之外,或者拒绝对该集团进行确认。

{C}6.  主导性与优先性要求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3b款、AAA补充规则》第4b以及《JAMS》第3b规定了集团确认的主导性和优先性要求,这一要求几乎把此前诸如数量性、共同性、代表性等要求都联系了起来。其中,主导性要求集团成员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在纠纷中占主导地位;优先性则要求集团仲裁具有优先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明显优势。

(三)集团仲裁的通知

在作出集团确认的裁决后,仲裁庭应当通知所有的集团成员。AAA补充规则》与JAMS规则》都要求对集团成员进行可行的最佳通知,告知集团成员诉求的性质、集团的定义、诉讼请求与抗辩事由、裁决的效果以及可以选择退出该程序的相关内容等。

美国仲裁协会的仲裁规则对集团仲裁的通知建立了极具特色的三步走程序,将集团仲裁的通知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仲裁庭会将初步集团确认的通知发布到美国仲裁协会网上,并按集团仲裁案件进行编号。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在这一阶段提出异议,若异议期满时当事人未提出异议,便可进入到第二阶段,即正式通知阶段。在这一阶段,仲裁员应当给出证据以证明案件符合集团仲裁的标准。在第三阶段,仲裁员则需要对集团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这样,当事人便可以获得三次向法院请求确认集团的救济机会,且每个阶段都会受到司法审查的约束。集团代表人或者被申请人都可以向法院请求确认、取消、修正或纠正裁决。若集团代表人或被申请人不能寻求取消一个部分的或最终的条款解释裁决或集团确认裁决,这就意味着放弃对这些裁决的下一个阶段的法院救济,除非在仲裁过程中有明确的记录[xx]{C}

 

三、美国集团仲裁制度之分析

集团仲裁制度的设置初衷与集团诉讼相类似,即以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法为众多具有共同利益的当事人提供最有效的诉讼保护{C}[xxi]{C}不同的是,集团仲裁所提供的是一种诉讼程序之外的保护。在程序价值上,集团仲裁也具有集团诉讼的集团效应、权利实现的间接性等内在价值,除此之外,集团仲裁制度还具有其特有的ADR值以及促进实现两造平等的价值。集团仲裁制度发展至今,其自身的制度价值已为人们接受与认可,只是还依然存在一些制度困境。

(一)集团仲裁制度的价值

{C}1.  集团仲裁制度的ADR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集团仲裁制度与集团诉讼制度最关键的程序价值差别即是在集团仲裁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价值上。诉讼作为一种以公权力为基础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固然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只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诉讼案件不断增加,案件拥堵、费用高昂、时间拖延的状况完全违背了程序的精神{C}[xxii]{C}为了缓解诉讼爆炸的压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愈发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迅速成为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

仲裁作为最正式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是国家司法权向民间的过渡,仲裁范围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向民间转让的程度”。{C}[xxiii]{C}集团仲裁制度的创设,扩大了美国仲裁的范围,进一步促进了司法权向民间的转让。

集团仲裁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与集团诉讼平行的处理集团纠纷的解决方式,使得人们不再局限于集团诉讼这一救济方式。从另一角度而言,集团仲裁与集团诉讼制度实际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二者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集团诉讼表现为以司法权为基础的诉讼形式,而集团仲裁则表现为更为温和、自由的ADR形式。人们之所以愿意选择集团仲裁,除了出于时间、成本以及回避诉讼策略等相关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由于集团仲裁自身的ADR价值,即通过集团仲裁这种相对灵活的方式也可以达到与集团诉讼几乎相同的功能与效果。

集团仲裁作为集团诉讼的ADR形式,在高效、低成本地促进纠纷解决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诉讼与仲裁这两大领域的交流。联邦最高法院于200910月作出的关于Shady Grove Orthopedic Associates, P.A. v. Allstate Insurance CO. [xxiv]{C}集团诉讼案的判决,以及针对Stolt-Nielsen S.A. v. Anima lFeeds International Corp.[xxv]{C}集团仲裁案的裁决,反映出了对于加强诉讼、仲裁这两大领域系统交流的需要。{C}[xxvi]{C}

{C}2.  促进实现两造平等

在集团诉讼制度中,法律通过将众多个体原告聚集在一起拟制成一个集团的方式,尽量确保双方当事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以避免个体原告单独应对资金雄厚的公司的情况的出现。而集团仲裁制度除了拟制集团这一方式之外,还提供了其他的程序手段以促进实现两造平等

首先,集团仲裁要求当事人的仲裁条款明确规定,仲裁双方皆负有将纠纷提请仲裁的义务。如果无法满足这一条件,那么该仲裁条款可能会因为缺乏对价、对等承诺或显失公平而被认定为无效。[xxvii]{C}譬如在消费者合同中,如果仲裁条款仅禁止消费者选择集团仲裁,而与此同时又不禁止公司选择集团仲裁,那么这样的仲裁条款将会被认定为无效。

其次,集团仲裁制度放弃了传统仲裁程序的绝对保密性,以促进实现两造平等。虽然仲裁程序的保密性往往是当事人选择仲裁而不是诉讼的重要原因,但是在集团仲裁中,如果一味地坚持仲裁程度的绝对保密性,则会对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造成潜在影响。

如果集团仲裁的程序是绝对保密的,那么被告将得以频繁地参与到类似案件的仲裁过程中,并可据此得知案情类似的先例的裁决结果。而集团成员却无法享受到这种待遇,这样便会导致双方当事人信息不对称,并且会给被告回避先例提供契机。为此,集团仲裁制度放弃了传统仲裁的绝对保密性,并将案件的案情摘要、通知以及最终裁决结果都公布于网络。通过这一方式,集团仲裁缓解了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促进了两造平等程序意义的实现。

(二)集团仲裁制度的困境

{C}1.  集团仲裁是否改变了仲裁性质

最高法院在此前的裁决中曾指出,基于仲裁性质的反对意见其本身并不能构成怀疑集团仲裁制度的可信基础{C}[xxviii]{C}然而,在Stolt-Nielsen S.A. v. Animalfeeds International Corp案中,最高法院却认为集团仲裁改变了仲裁的性质。

传统仲裁通常具有保密、廉价和快捷等特征,而集团仲裁却已突破了传统仲裁的部分特点,并涉及一些基本原则的改变。集团仲裁对绝对保密性原则的放弃,会潜在性地对选择仲裁的当事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程序不信任感。由于许多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商业秘密,而集团仲裁程序却无法为他们提供绝对的保密性,致使当事人实际所承担的商业风险实际上并不亚于集团诉讼。

相较于其他仲裁而言,集团仲裁的运作方式的确有着较大不同,但是这些不同之处或许并未达到改变仲裁性质的程度。关于集团仲裁是否改变了仲裁性质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C}2.  正当程序问题

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所谓正当程序是指: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C}[xxix]{C}

在集团仲裁中,正当程序主要体现为如何通过正当程序保护缺席集团成员的利益。集团仲裁的仲裁提请与程序进行主要依赖于集团代表人的行为,缺席集团成员实际上并未参与仲裁过程。然而,据此作出的集团仲裁裁决却通常对缺席集团成员具有相同的约束力。而依正当程序的相关要求,如果当事人没有被告知案件的性质与理由,且没有参与相应的诉讼或仲裁活动,那么该判决或仲裁裁决对该当事人便没有约束力。由此可见,集团仲裁制度已突破了正当程序的相关要求。

有学者认为,“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是合理的通知、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机会以及充分的代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体现了相关宪法权利的要求,而法院则在保障缺席集团成员正当程序权利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C}[xxx]{C}基于正当程序问题的考虑,集团仲裁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设置了相应的程序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缺席集团成员的利益,譬如集团确认中对代表充分性的要求、集团确认裁决的通知程序等。但是这些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并真正起到保护缺席集团成员利益的作用,依然是集团仲裁制度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C}3.  公共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是一个十分灵活的弹性概念,很多事由诸如违反相关法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都可纳入公共政策的范围内。在集团仲裁中,公共政策问题主要体现为,禁止集团仲裁的合同条款是否可因违反公共政策而被认定为无效。

联邦最高法院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案明确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只要仲裁协议没有明确禁止集团仲裁,那么集团仲裁便是被允许的。因此,一些公司为了避免集团仲裁,便在合同中订入了明确禁止集团仲裁的合同条款。而关于这种条款是否违反了国家公共政策这一问题,仍是集团仲裁制度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一些法院认为禁止集团仲裁的条款违反了国家公共政策,因为这种条款实际上剥夺了仲裁庭对小额索赔请求的救济机会。而另一些法院则趋于认为此类条款并未违反公共政策,因为仲裁程序作为一种带有私密性特点的程序,其主要目的在于快速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不是为了救济社会公共利益。还有一些法院则认为,禁止集团仲裁的条款是否违反公共政策,不能仅从条款本身加以判断,因为条款内容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该条款无效,而应综合考虑与该条款相关的各种因素。譬如,条款提供方是否尽到了对该条款的合理提醒义务即是一个关键因素。在Edelist v. MBNA Am. Bank案中,法院并不认为禁止集团仲裁的条款是不合理的。其理由在于,集团成员已经得到了合理的提醒并且并未选择退出,因此应受到该条款的约束。{C}[xxxi]{C}

 

四、集团仲裁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群体性纠纷正不断出现并愈演愈烈,而我国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集团仲裁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群体纠纷解决方式,我国可以在正确认识该制度的基础上,借鉴该制度的有益因素用以解决群体性纠纷。

(一)我国对集团仲裁的潜在需求

我国社会、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纠纷日益频繁、复杂等问题。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多起群体性纠纷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案件多发性、地域广泛性、人数众多性、诉讼不便性等特点,对于这些案件的解决往往借助于媒体的力量或上访等途径给责任人施加压力,最后得以勉强解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对解决此类案件缺乏明确的诉讼和仲裁等详细规定,导致不能有效解决纠纷。{C}[xxxii]{C}

我国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许多群体性纠纷多通过代表人诉讼这一方式加以解决,只是仅靠这种单一的方式已不能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外,过度地依赖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已使得我国民事司法制度已无力承受日益增多的案件压力,司法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C}[xxxiii]{C}而仲裁作为一种与诉讼相平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仅可以达到与诉讼类似的解决纠纷的效果,还能起到减轻法院案件压力的作用。在我国群体性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引入集团仲裁的相关制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一些群体性纠纷往往带有数额小,但人数众多的特点,如果没有集团仲裁这种有效的工具,很多当事人可能会因为请求数额与成本不成比例而放弃对权利的救济。加之厌讼思想的存在,许多当事人亦可能会因诉讼程序复杂、时间成本较高等原因选择放弃。而集团仲裁制度作为一种更温和、自由的解决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类问题,并可以通过将众多小额当事人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充分发挥集团规模效益,减少程序成本并充分保障弱势当事人的权利。

(二)我国借鉴集团仲裁的主要障碍

首先,我国在借鉴集团仲裁需受制于代表人诉讼的相关规定。虽然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群体性纠纷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的实践经验,并可为我国借鉴集团仲裁制度提供些许帮助。然而,由于代表人诉讼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亦使其成为了我国借鉴集团仲裁制度的一大障碍。

不论是人数确定的还是人数尚未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都须满足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这一条件。相较于集团仲裁制度中共同性要求”——集团成员之间存在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这一标准而言,代表人诉讼对当事人资格的要求无疑是十分严苛的,且把代表人诉讼的适用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我国在借鉴集团仲裁制度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存在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而不局限于代表人诉讼中“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这一狭小范围内,然而,这将对代表人诉讼制度造成极大冲击。如果允许代表人诉讼及集团仲裁这两种平行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在适用范围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将会人为地割裂这两种制度间的联系,且不利于集团仲裁裁决的执行。

其次,我国借鉴集团仲裁制度的另一大障碍在于我国仲裁制度的不完善。我国仲裁委员会并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因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设有仲裁机构,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当事人进行集团仲裁的难度。并且相较于西方自由平等的仲裁制度,我国的仲裁制度仍隐隐带有依附于国家权力的痕迹。

此外,我国仲裁员的权限范围远小于美国仲裁员,更不具备集团仲裁所要求的能动性。在美国,当仲裁协议对于是否允许集团仲裁这一问题是默示的时候,仲裁员(而不是法官)可以对当事人的仲裁条款进行解释,并据此作出决定。而在我国,要求法律赋予仲裁员以这种条款解释权将是难以想象的。

(三)借鉴集团仲裁的基本构想

{C}1.  适用范围

    由于集团仲裁制度对于我国而言完全属于一种新制度,如果贸然将该制度适用于所有领域,则可能因缺乏实践经验而产生负面影响。故我国在借鉴集团仲裁制度的过程中,需预先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作出限定。譬如,我国可选择一些群体性纠纷发生较多的领域作为集团仲裁的试点领域,例如消费合同领域、产品责任领域等,待集团仲裁制度发展日臻成熟时,再将其适用范围扩展至证券等金融领域。

2.一般程序

同美国集团仲裁的基本程序相似,当事人提出集团仲裁申请之后,仲裁员需对仲裁条款进行确认,并据此认定仲裁条款是否具备集团仲裁所要求的形式条件与实质条件。

此后,仲裁员还应在合理期限内进行集团确认。如果该集团满足数量性、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代表性、充分性以及仲裁协议相似性等要求,仲裁员应进行集团确认,并裁定按照集团仲裁程序受理。而对于不符合集团仲裁条件的申请,则应予以驳回。

在受理之后,仲裁庭还应在合理期限内发布公告,给予集团成员以合理的最佳通知。得到通知的集团成员可向仲裁机构申请权利申报,该案的仲裁裁决将直接约束这些权利人。未进行权利申报的集团成员若在合理期限内提出仲裁申请,也可直接适用该仲裁裁决。

{C}3.  适度的司法监督

在集团仲裁中引入适度的司法监督,可以及时地纠正集团仲裁程序和实体上的错误,从而实现仲裁公正,更有利于仲裁裁决的执行。由于集团仲裁所涉及的人数较多、影响范围较大,因此相较于普通仲裁,集团仲裁程序中的司法监督将更为严格。

集团仲裁中的司法监督可能贯穿于仲裁的整个过程,只是在各个阶段,司法监督的力度将有所不同。在仲裁条款确认阶段,法院可以在仲裁员作出认定的基础上进行复核;在集团确认阶段,法院则可以较全面地介入这一过程,当事人对集团确认裁定提出异议的,法院也可进行审查;在通知阶段,法院则主要起外部监督的作用;在仲裁裁决执行阶段,法院则须审查该裁决是否违反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

 

 

美国集团仲裁制度渊源于集团诉讼制度,在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案之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为其他国家所认可与借鉴。从整体上而言,集团仲裁的基本程序既与集团诉讼及仲裁相似,又带有其自身的特点。

作为与诉讼相平行的一种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集团仲裁有着其独特的ADR度价值,并具有促进实现两造平等的重要意义。由于自身之缺陷,该制度现今也同样面临着正当程序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等制度困境。

在我国群体性纠纷不断发生,系统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暂未建立的情况下,合理借鉴集团仲裁的相关因素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一个新的救济途径,并缓解司法资源紧缺的窘境。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正视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制约以及仲裁制度不完善这两个主要障碍。



[i]{C} Gabrielle Nater-Bass, Class Action Arbitration: A New Challenge? ASA Bulletin, 2009, No. 4.

[iii]{C} 范愉主编:《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iv]{C} 齐树洁、林建文主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v]{C} 齐树洁主编:《美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页。

[vii]{C} Gabrielle Nater-Bass, Class Action Arbitration: A New Challenge? ASA Bulletin, 2009, No. 4.

[viii]{C} S.I. Strong, Does Class Arbitration “ Change Nature ” of Arbitration? 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2012, Vol. 17.

[ix]{C} S.I. Strong, Enforcing Class Arbit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phere: Due Process and Public Policy Concerns.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Research Paper, 2009, No. 1.

[x]{C} Gabrielle Nater-Bass, Class Action Arbitration: A New Challenge? ASA Bulletin, 2009, No. 4.

[xi]{C} Champ v. Siegel Trading Co, 55 F. 3d at 274 (1995).

[xii]{C} Blue Cross of California v. Superior Court, 78 Cal. Rptr. 2d 779, 778-94 (Ct. App. 2d Dist. 1998).

[xiii]{C} Thomas J. Oehmke, Cause of Action for Class Arbitration of Contract-Based Disputes, Causes of Action, 2010, Vol. 28.

[xiv]{C} Thomas J. Oehmke, Cause of Action for Class Arbitration of Contract-Based Disputes, Causes of Action, 2010, Vol. 28.

[xv]{C} 陆文婷、李响:《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xvi]{C} S.I. Strong, Does Class Arbitration “ Change Nature ” of Arbitration? 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2012, Vol. 17.

[xvii]{C} 肖永平、李韶华:《美国集团仲裁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4

[xviii]{C} Tarek, L.L.C. v. Kinkade, AAA Case No. 11 Y 114 00578 04 (2005) (Mainland Arb).

[xix]{C} William H. Baker, Class Action Arbitration, Cardozo J. Conflict Resol, 2008-2009, Vol. 10.

[xx]{C} Thomas J. Oehmke, Cause of Action for Class Arbitration of Contract-Based Disputes, Causes of Action, 2010, Vol. 28.

[xxi]{C}陆文婷、李响:《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xxii]{C} Peter Lantka, The Use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Federal Magistrate Judge’s Office: A Glimmering Light Amidst the Haze of Federal Litigation, UWLA Law Review, 2005, Vol. 36.

[xxiii]{C} 齐树洁主编:《美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xxiv]{C} 130 S. Ct. 1431 (2010).

[xxv]{C} 130 S. Ct. 1758(2010).

[xxvi]{C} Richard A. Nagareda, The Litigation-Arbitration Dichotomy Meets the Class Action, Notre Dame Law Review, 2011. Vol. 86.

[xxvii]{C} Gabrielle Nater-Bass, Class Action Arbitration: A New Challenge? ASA Bulletin, 2009, No. 4.

[xxviii]{C} 14 Penn Plaza LLC v. Pyett, 129 S. Ct. 1456, 1471 (2009).

[xxix]{C} Bryan A. Garner(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ition, Thomson West, 2004, p.1520.

[xxx]{C} Maureen Weston, Universes Colliding: Th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Arbitral Class Actions,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2006, No. 5.

[xxxi]{C} 790 A. 2d 1249, 1258 (Del. Super. Ct. 2001).

[xxxii]{C} 肖永平、李韶华:《美国集团仲裁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xxxiii]{C} 张榕:《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建构——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载《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硕士研究生,齐树洁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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