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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ADR制度述评

2013-6-25 9:30:53 本站原创 许林波 【字体:

 

荷兰位于欧洲西部,濒临北海,国土面积41500平方公里,人口约1600万人。从历史上看,荷兰长期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其境内适用罗马法。19世纪初,随着法兰西帝国的入侵,荷兰法律开始受以中央集权和法典化为特征的法国法影响。着眼于荷兰法律制度的整体,不难发现,几个世纪以来它都在罗马法、法国法和荷兰法自身的传统之间寻求平衡。正是这种多元化特征,决定了荷兰司法制度不断调整的状态。进入21世纪,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荷兰司法制度也遇到了诸多新的困难与挑战,善于求新求变的荷兰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1990年开始,荷兰法律界的精英人士发起了全方位的改革。立法者和司法者一方面致力于诉讼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着手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荷兰ADR制度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荷兰ADR制度运作情况的简要述评,为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借鉴。

一、荷兰ADR制度的发展背景

()ADR制度简介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意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泛言之,它是一切诉讼外纠纷解决方法的总称。{C}[i]{C}迄今为止,ADR已发展成为包括协商、调解与仲裁及其他派生形式在内的纠纷解决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司法危机”,大多数西方国家纷纷启动了本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在这股改革浪潮中,ADR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各国民事司法改革框架之内。ADR的形成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而非纯粹的理论创造:首先,人们注意到民事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中的局限性;其次,人们注意到ADR在纠纷解决中的独特作用,重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要与必然。{C}[ii]{C}

功能定位来看,法院的主要功能一般被认为有三项,即解决纠纷、适用法律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的政府秩序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C}[iii]{C}相比之下,ADR的主要功能在于解决纠纷。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纠纷种类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ADR具有的高效、便捷、灵活等独特价值迎合了当事人的需求。此外,ADR有助于分流法院利用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压力,节约司法资源,让法官有更多精力处理疑难案件ADR与传统诉讼的分工协作,扩大了纠纷解决机制总体供给能力。

  (二)荷兰发展ADR制度的原因分析与社会条件

1.“司法危机”的必然结果

数十年前,荷兰与中国一样都被认为是“厌讼”文化主导的国家。{C}[iv]{C}然而,从1985年至今,荷兰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经历了高速增长。仅以初级法院为例,1985年其受理的各类案件总数约为20.9万件,199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36.5万件,到2003年则达到58.4万件。30年间,最高法院每年受理案件的数量也从过去的200件增至500件。荷兰“司法危机”的另一突出表现是诉讼拖延。根据荷兰司法委员会200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初级法院审理一个普通的离婚案件平均需要111天,上诉法院审理一个普通的合同纠纷案件平均需要521{C}[v]{C}“司法危机”的上述表现刺激了当事人对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的需求。同时,法院也常被认为不能准确把握纠纷解决的关键所在,无法提出使当事人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为回应现实问题,荷兰司法制度、司法权力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ADR制度在荷兰的迅速发展正是该变化过程的集中体现。

2.大众需求的亟需回应

ADR的多元化特征,能够较好地适应公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这是其在众多国家的民事司法改革中获得认同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并非所有案件都是复杂案件,也并非所有当事人都期待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当事人清楚地知道,诉讼本身并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况且大部分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比较清楚,即便以判决结案,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另一方面,出于诉讼效益的考量,当事人在将争议提交法院前,总会先衡量诉讼费用与争议标的额之间的价值比例。没有人愿意付出比争议标的额更昂贵的诉讼费用,除非他只是想赢得诉讼。在荷兰,律师代理费按小时计算,尽管总体上费用适中,但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大多数小额诉讼来说,诉讼成本极易超出争议标的额。因此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开始寻求诉讼之外的途径解决纠纷,ADR的需求日益增加。

3.运营环境的有力保障

在荷兰,政府的支持、民间的推动,合力促成了各类ADR配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使得ADR在荷兰拥有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具体而言,首先,荷兰发达的诉讼费用保险业务在促使当事人选择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营利性机构,荷兰的法律保险公司尽可能地“阻止”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以避免承担不可预知的诉讼费用。当投保人涉及纠纷时,他们首先会联系保险公司而不是律师。法律保险公司可以对投保人的纠纷解决提供各种建议,投保人所涉争议大多数都会在保险公司的促成下达成和解。只有在这一手段用尽或失效后,当事人才会考虑咨询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C}[vi]{C}其次,在荷兰现有的多种纠纷解决途径中,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相对简略且较少对抗性,便于当事人获得援助。而且荷兰的律师业并没有垄断法律服务的提供,在律师业之外,尚存在大量协会、工会以及法律保险公司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最后,一些荷兰政治家曾一度将该国近年来出现的“诉讼爆炸”现象归咎于以高赔偿额为特征的美国司法文化的入侵,并称其为“美国疾病”。为阻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法院与司法和国家安全部{C}[vii]{C}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影响广泛。法院开始有意识地降低判决中的赔偿金额,司法和国家安全部也颁布命令,对医疗纠纷案件中的赔偿金额进行标准化调整。部分当事人循着利益导向,选择通过ADR解决纠纷

4.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要求

历史上荷兰人民的命运曾与大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期与大海搏斗的历史,铸造了荷兰人民容纳百川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使他们在这样一个幅员较小的国家,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业绩。荷兰是农业强国、发达的工业国家和世界第七大贸易国,荷兰人民也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文化和颇具特色的司法制度。此外,作为航海大国,荷兰人在长久的对外交流中以开放的性格闻名世界。这种善于创造和开放包容的性格影响了荷兰法律文化,使得荷兰人创建与引入了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习惯和倾向于在将纠纷诉至法院前,向社会上各类纠纷解决机构求助。此外,在荷兰法律文化中,诉讼程序被认为是为那些十分重要或不易解决的争议设置的。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争议并非动辄牵连甚广、利益攸关,而只是一些民事交往中较常发生、较易解决的小型纠纷,此类纠纷通过灵活多样的ADR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

(三)荷兰ADR制度的特色

    在世界各国争相推行ADR以缓解“司法危机”时,荷兰也参与其中。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积极型”ADR实践国家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消极型”ADR实践国家相比,荷兰ADR的发展循序渐进。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其司法裁判的功能更多在于通过裁判发现和规则确认,为社会提供行为规范。因此,当法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无法满足纠纷解决的需求时,通过法院功能的转移,将纠纷解决功能分流给某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德国民事诉讼职权主义色彩较重,从民事程序的设计和实际效果来看,更符合经济、效率与便利原则,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比较强大。从总体上看,德国ADR制度的发展起步较晚,在制度构建中更为理性与谨慎。{C}[viii]{C}荷兰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状况介于美、德两国之间,既未达到美国式“司法危机”的程度,又尚不具备德国法院的解纷能力。在此情形下,荷兰ADR制度形成了鲜明的本国特色。一直在罗马法、法国法和传统的荷兰法之间寻求平衡的多元化荷兰司法,催生了荷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体系:以各类行业协会、委员会为代表的民间ADR机构遍布全国;转介调解、初期禁令等法院内部改革措施,为当事人提供了选择一种缩短的程序的可能性;租赁纠纷等专门化纠纷解决机制运行良好;监察专员等特殊设置可以满足当事人的特别需要。荷兰ADR的特色在于其完备的机制,在荷兰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各行各业中,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见到的。

二、调解制度的发展{C}[ix]{C}

 一般认为,ADR的主要形式为调解、仲裁和协商。尽管随着规模扩大,目前ADR名目繁多,但大多数仍是以上三种重要方式的派生形态。其中,调解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ADR方式,也是所有其他形态的基础。{C}[x]{C}在纠纷解决的意义上,调解是指在中立第三方的介入下,纠纷当事人就争议解决达成协议的一种形式。{C}[xi]{C}由于调解协议建立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因而更易为当事人接受和主动履行。{C}[xii]{C}因此,在ADR发展最繁荣的美国,调解在ADR的使用过程中所占比重最高。

作为英美法系术语的“调解”一词于19世纪90年代首次传入荷兰,很快成为荷兰的法律语言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在荷兰的发展历史短暂。在具有商人传统的荷兰,以维持后续交往关系见长的调解已存在数世纪并一直广受欢迎。2008521,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在荷兰的斯特拉斯堡作出一项指令,旨在推动调解机制在欧盟范围内的建立。{C}[xiii]{C}该指令第1条第1款开明宗义地指出:“本指令之目的在于便利当事人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通过鼓励适用调解以及确保调解与司法程序之间的平衡关系促进纠纷的妥善解决。”荷兰作为欧盟成员国和上述指令参与国,正致力于将该指令的精神转化为本国司法实践,并使之贯穿于该国纠纷解决体系之中。

在荷兰,现代调解制度随着专门的调解机构的出现而普及,并与法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调解制度引进时起,不难发现,通常是由法官在法庭上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庭内调解主要集中在家事纠纷领域,为挽救婚姻,该制度在离婚诉讼中尤为适用。专攻离婚案件并热衷于调解的律师们,于1989年成立了第一个推广调解制度的专业团队——家事法律师和离婚调解员协会,该协会致力于普及现代调解制度的适用,并不断提高调解质量。有关调解制度的下一个倡议同样出现在荷兰法律职业体中,但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该群体。1955年,一个由部分商事律师和法学教师组成的团体成立了荷兰调解协会,该协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同样在于使公众更大程度地了解调解制度,并不断激励调解的适用,提高调解质量。荷兰调解协会的成立引起了荷兰政府部门尤其是司法和国家安全部对调解制度的关注,调解制度的倡导者由此开始尝试联络政府部门,争取政府的参与和资金支持。司法和国家安全部的第一个举措是于19968月颁布了一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纲领。1998年,该部又发表了一份有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政策公开函。随后,在该部的推动下,两项调解制度实验性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一是法院支持下的调解,另一项则是法律援助计划内的调解。

总体而言,横向的调查研究显示,当事人对调解制度的运行比较满意:如果按照15的等级对调解制度进行评价,那么,当事人对调解员的评价是4.1级;对调解过程持续时间的评价是3.4级;而对调解结果的评价则为2.8级。更重要的是,包括纠纷没有解决的当事人在内,超过80%的当事人表示将来如果面临纠纷,依然会选择调解。纵向的调查研究显示,超过75%的解纷协议在作出后的一年内都得到了遵守。此外,纠纷当事人还会被问及选择调解的理由,在给出的九个选择调解的动机中,当事人需阐明每一个动机对其选择的影响程度。该做法有利于深入观察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当事人选择调解。调查结果显示,法官的建议(占71%)或者法律咨询结果(占52%)对当事人选择调解影响很大,这意味着作为外部因素,外界提供的参考资料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他一些选择调解的动机包括方便日后交往(68%)、希望获得比法院判决更好的处理结果(占67%)。相对来说,经济方面的考虑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只有35%40%的当事人将该因素归为其选择调解的动机。在离婚和家事案件的调解中,当事人对双方关系的考虑远甚于行政案件的调解,该类案件的当事人常将维持双方关系作为选择调解的首要动机。在行政案件的调解中,44%的当事人认为“方便日后来往”这一动机很重要,而在民事案件的调解中,该比例为69%。此外,对于行政案件的调解,61%的当事人还将“希望获得比法院判决更好的处理结果”作为其选择调解的动机。

三、法院附设ADR制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现代ADR运动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法院主导”,自1978年美国部分联邦地区法院(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地区法院、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法院和康涅狄格州地区法院)建立起法院附设强制仲裁程序时起,美国法院逐步把ADR直接引入传统诉讼机制,由此产生了法院附设ADR制度。{C}[xiv]{C}此后,法院附设ADR制度在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展开。实践表明,法院附ADR既可以作为独立的纠纷解决程序,也可以作为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表明了传统诉讼机制具有很强的自我改造能力,揭示了法院与其他纠纷解决主体在纠纷解决市场上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法院附设ADR客观上有助于克服ADR在法律效力缺乏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增强其活力。{C}[xv]{C}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荷兰法院在借助法院附设ADR制度减负的能力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往往借助于法院转介调解制度和其他一些法院内非诉讼纠纷解决措施来实现“法院减负”与“当事人满意”的双赢目标。

(一)法院转介调解

荷兰法院在诉讼中非常注重采用调解手段,它们甚至将自己定位在“调解者”和“裁判者”之间,极力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法院调解制度在荷兰的发展历史悠久,1597年,莱顿发起了莱顿调解合议庭组织,这被认为是荷兰法院调解制度的最早雏形。受此传统影响,一般情况下荷兰法院受理案件后,都会首先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荷兰引入英语中的“调解”一词,在本国司法系统内部进行法院转介调解实验。2002年,荷兰国家司法委员会制定了法院调解指导手册,并在试点后由荷兰司法和国家安全部以政策简报的形式在全国推广。该手册鼓励地区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并且赋予法官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控制调解程序的权力。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荷兰司法和国家安全部于2004419成立了调解司法部,正式宣布在全国法院推行转介调解服务。2005年,荷兰议会决定建立长期的法院转介调解服务机制。时至今日,所有的荷兰法院都会在当事人选择调解后,协助其确定有资格的调解员,法官们也倾向于将案件转介给调解员,从20061120094月,共计10661起案件被转介调解。{C}[xvi]{C}

荷兰法院转介调解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书面转介,即由法院在庭审前向当事人发放书面形式的调解建议书。该建议书以信件的形式送达当事人,其中包括一份介绍调解的手册和一封用以帮助当事人决定是否选择调解的《测试函》;第二种是口头转介,一般由法官视情形在庭审过程中向当事人口头提出;最后一种是当事人自主转介,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选择调解,以及选择接受何种调解形式,然后向法院提出。一旦转介调解成功,法院可以将案件审判中止三个月,即调解期限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但如果需要,法院可以决定或者由当事人申请延长调解期限。

荷兰法院强化调解职能是从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开始的。从2000年起,荷兰所有的法官都接受了调解技能的系统培训。为了保障转介调解的质量,法院为每一位法官开设了如何转介的课程。在推动转介调解程序的顺利进行方面,法官和调解员之外的另一角色——调解官员{C}[xvii]{C}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调解官员统筹法院“调解管理中心”的正常运作,当事人涉及调解问题时要联系调解官员,法院调解员之间的联络也由调解官员负责。在口头转介中,当法官确定当事人选择调解时,会立即联系调解官员进行安排;在书面转介和当事人自主转介中,调解官员要负责为当事人提供调解的基本信息,并帮助当事人选择调解员,然后安排调解时间。实践证明,调解官员的组织协调工作对法院转介调解程序的有效开展意义重大。

作为法院附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和大胆尝试,转介调解的运行效果一直备受关注。2008年和2009年,分别约有3700件和4200件案件被转介调解。其中,90%的案件被转介后启动了调解程序,84%的案件经由调解程序最终结案。一般情况下,转介调解结束后,当事人及其律师会被要求对调解效果进行评价。近90%的当事人对调解员的表现很满意,即使是最终未达成协议的当事人,仍有75%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相对当事人,由于更专业、客观,律师对调解效果的评价更高。为了进一步对调解效果进行评价,当事人和律师会被问及是否会再次选择调解,或者将调解推荐给其他人。40%的当事人表示愿意这样做,60%的律师表示再次遇到类似纠纷时,会建议委托人进行转介调解。{C}[xviii]{C}

(二)法院内非诉讼纠纷解决措施

除了作为“舶来品”的法院转介调解制度,荷兰法院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独立摸索出两项有效的法院内非诉讼纠纷解决措施:一是针对离婚案件适用的特别程序,另一个则是针对紧急情形适用的初期禁令程序。

1.离婚案件特别程序

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离婚必须经过法院的判决方能生效,以确保离婚判决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然而,面对高离婚率带来的离婚案件的增多,荷兰法院提供了更便捷的处理方式:除非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反对离婚,或者儿童保护委员会认为子女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一般情况下,只要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请,60%的案件将被判决离婚。还有25%的离婚案件中的当事人通过律师的协助,在审前程序中签订协议,同样达到解除婚姻关系的目的。{C}[xix]{C}

2.初期禁令

初期禁令是临时禁令的一种,仅适用于极其紧急、如果不采取措施将给当事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的特殊情形,这是民事诉讼为缓解诉讼过程较长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荷兰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们就拥有发布初期禁令的权力。初期禁令通常适用于知识产权案件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在该程序下,整个诉讼过程一般耗时不会超过6周。尽管当事人有广泛的诉权,但极少坚持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首席法官常常会利用发布初期禁令的形式向当事人透露案件的判决结果,从而促成和解。

四、民间ADR制度的发展

在荷兰除了法院内部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之外,庭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outside The Courts)也是荷兰ADR制度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到目前为止,荷兰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已基本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一)消费者协会

在荷兰,消费者的投诉主要由消费者协会统一处理。消费者协会通常会采取调解方式解决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纠纷,面对一些关乎社会重大事项的投诉,消费者协会则会通过发动民意来给商家施压,以促使纠纷解决。如果纠纷比较严重或在后续处理过程中逐渐扩大,消费者协会将会组织和协助消费者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此外,在一些较易产生交易纠纷的行业,还设有专门处理本行业内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纠纷的行业性协会组织,例如旅行社行业协会、机动车修理公司协会等。调解过程由一位中立第三人负责居中协调,其会本着公正客观的态度监督与引导纠纷的化解。{C}[xx]{C}

(二)建筑工业仲裁委员会

长期以来,建筑工程合同是一个纠纷频发的地带。荷兰人却在该问题上将其解决纠纷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引起欧洲各国争相效仿。建筑工程合同之所以被认为是纠纷频发领域,主要是因为工程分包问题的存在。当投资人对项目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时,必须通过承包商传递给分包商,在信息传达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出现各种差错而产生纠纷。归功于建筑工程合同中的一项经典条款:“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争议都由建筑工业仲裁委员会裁决”,荷兰人很少将此类纠纷诉至法院,几乎所有的荷兰建筑承包商都会在提供给客户的格式合同中列明这条款项。荷兰建筑工业仲裁委员会设在海牙,通常由资深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该委员会作为建筑工业领域的专门性纠纷解决机构,其运作方式类似于一般的仲裁委员会。纠纷提交到该委员会后,当事人双方均可从委员会中挑选一名委员担任仲裁员,仲裁员对纠纷的实体问题具有终审权,当事人只能就程序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仲裁员在该地区法院注册过,他所作的裁决将具有强制执行力。为确保仲裁程序的公正,委员会内部还设有一名精通法律的秘书,专门负责监督整个仲裁程序的进行。{C}[xxi]{C}

(三)租赁委员会

    现代社会,房屋租赁现象普遍存在,大量租赁合同纠纷随之而来。根据荷兰法律的规定,如果房东擅自提高房租,侵犯租赁者合理利益,租赁者可诉至法院。但是,荷兰法律对租赁者诉权的行使预设了一项前置程序,即当事人在诉至法院前,必须先将纠纷提交到专门的租赁委员会处理。只有在该委员会就争议事实作出裁决后,当事人才能启动诉讼程序。而且,租赁者诉权的行使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在租赁委员会作出判决两个月内 ,如果当事人未行使诉权,该委员会的裁决即产生终局效力,当事人丧失诉权。在荷兰,租赁委员会作为一个强大的自治机构,50个地方分会,以及一个作为环境和住房计划部组成部分的中央书记处。每个分会由两名分别代表出租人和承租人的代表组成,主席则由一名上级任命的律师担任, 任期6年。委员会处理纠纷的程序很简单,承租者首先要填写一份表格,并支付一小笔费用,然后到庭参加庭审。一旦承租者的诉求得到支持,出租人就需补偿承租人支付的费用。

(四)监察专员{C}[xxii]{C}

荷兰现行法院体系中并不存在专门处理行政、劳动及家事纠纷的法院,因此难免会出现司法体制僵化、部分纠纷无法诉诸司法裁决的困境。针对该情形,荷兰在中央与地方建立了一种半正式化的纠纷处理机构——监察专员,以应对游离于普通司法程序之外的特殊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C}[xxiii]{C}监察专员与地区法院的行政法庭并存,共同分担行政纠纷的解决。荷兰在1982年设立了专门统筹监察专员工作的国家监察专员署,负责受理有关政府机关、警察部门、公共医疗机构的所有申诉。如果发生了一起涉及政府法令的纠纷,但该法令既非行政命令也非法律法规,监察专员将被授权介入。监察专员对案件进行调查之后,作出政府机构的行为是否合理的决议,该决议将分别向起诉方、被诉方以及议会公告。当事人向监察专员申诉时,不以申诉对象的行为违法为前提,只要当事人认为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即可提起申诉。申诉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监察专员作出的处理结论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但介于舆论媒体对监察专员的正面宣传所带来的压力,其执行率依然很高。在荷兰,监察专员与行政法庭并行处理行政纠纷,相比较而言,监察专员能够更高效地达到纠纷解决的目的,因为监察专员制度体现了荷兰法律文化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与要求:灵活性和敏感性。{C}[xxiv]{C}向监察专员提起申诉已经成为荷兰人解决行政纠纷的首选。

五、启示与借鉴

尽管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当前司法制度运作中出现的困难与西方国家面临的“司法危机”有着不同的含义与背景,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剧变,法治程度的不断提高,纠纷的纷繁复杂,类似的“司法危机”很有可能在我国出现。为应对挑战,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在致力于改进诉讼机制的同时,有必要着力发展ADR制度。自古以来我国就具有运用非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丰富历史和悠久传统,历史的传承与知识的积淀使得ADR制度在中国较快速地发展与较易为公众接受成为可能,这是我国发展ADR制度的优势。在必要性与可行性兼备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积极推动ADR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由于各国司法制度的具体运作、“司法危机”的具体表现、司法改革的决策方案乃至法律传统与法律文化都有所差异,ADR 在各国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因此,作为法治意识初醒的后进国家的中国,在确立并实施本国ADR发展战略时,应该保持一种审慎与理性的态度。受作者能力所限,本文对荷兰ADR制度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表述仍然比较肤浅,但该国发展ADR制度的丰富经验对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仍具有参考意义,有利于揭示纠纷解决机制在特定环境下的演进过程及发展方向

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荷兰的民事司法制度运行良好。由于在荷兰获得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十分便利,该国因此能够成功地保持较小的法院规模及较高的司法效率。{C}[xxv]{C}荷兰纠纷解决体制内的良性互动也正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司法改革不能在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之间有所偏废,更不能将其中之一作为发展手段;民事司法改革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应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路径相结合,促进政府部门与民间机构的协调合作,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改革源于民众的需求,改革立足于民众的利益,民事司法改革的指导理念同样如此。只要是解决纠纷的需要,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都可以大胆试验。更重要是,民事司法改革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是否成功,应否继续,都应在评估与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评定。无论是改革的规划者,还是改革的受众,都只有在获得充足的信息的情况下,才能更全面地评估改革的质量并思考如何进一步改进。{C}[xxvi]{C}

在建立发达与完备的民间ADR体系的道路上,我国虽然已经起步,但迫于种种压力与束缚,一直举步不前,无法建立完善的体制,已有的ADR机构也未能发挥实际效用。荷兰作为一个幅员较小的欧洲国家,在全球民事司法改革及ADR实践的大潮中,以其独有的创造性和开放性,循序渐进地积累本国经验,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与效仿。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纠纷矛盾复杂,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与ADR制度的构建注定会更加艰难曲折。荷兰发展ADR制度所坚持的求新、思变与本土化原则,值得我国参考与借鉴。

 “妥当、公正、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是各国纠纷解决机制追求的共同理想。其中,妥当和公正大致分别对应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迅速和廉价则属于诉讼效率的主要内容。{C}[xxvii]{C}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需要多元化的程序设计来满足,因此,民事司法改革一方面应有力地回应“当事人和法院便捷迅速、成本低廉地处理大量小额、简单纠纷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通过更加精致完善的程序设计来发展能够引导秩序形成的一般规则这个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前瞻性需求”。{C}[xxviii]{C}ADR制度在实现上述两方面的改革要求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仅有利于分流案件、减轻法院压力、提高司法效率和扩大司法的利用,更重要的是具有改善司法质量,增加当事人参与纠纷解决的平等性、民主性与协商性的功能,有利于培养和促进社会自治与纠纷解决的生态平衡。{C}[xxix]{C}在全球积极发展ADR制度的大背景下,我国ADR制度蓬勃兴起,前景光明。然而,新兴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挑战,近年来,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有一定发展,但整个社会乃至法学界对其认可程度还不高,反对的声音仍很强大。{C}[xxx]{C}荷兰ADR制度的发展经验或许能为我国ADR制度的发展壮大提供信心保障与智力支持。



[i]{C} Martin Odamas de Aylva & Reziya Harrison (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Developing Rul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Jordans, 2000, p.12.

[ii]{C} 齐树洁:《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83页。

[iii]{C} 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21页。

[iv]{C} Erhard Blankenburg ,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voiding civil litigation : comparing cultures of legal behavior in The Netherlands and West Germany, Law & Society Review, 1994/4, Vol. 28.

[v]{C} Council for the Judiciary 2004.

[vi]{C} 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27页。

[vii]{C} 原荷兰司法部。

[viii]{C} 齐玎:《德国ADR制度发展述评》,载张卫平、齐树洁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1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C}[ix]{C} 有关介绍荷兰调解制度发展的数据和内容,除非另有注释,均参考Sanne. Taekema & Annie De Roo & Carinne Elion-valter, Understanding Dutch Law, 2nd edition,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1,  pp.75~94.

[x]{C} 齐树洁主编:《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94页。

[xi]{C} Karl Mackie et al. , The ADR Practice Guide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Butterworths, 2000, p.48.

[xii]{C} Michael Palmer & Simon Roberts, Dispute Process: ADR and the Primary Forms of Decision Making, Butterworths, 2008, p.144.

{C}[xiii]{C} 指令全文参见《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关于民商事调解若干问题的2008/52/EC指令》Directive 2008/52/EC of the European Pa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08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陈洪杰译,载张卫平、齐树洁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8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xiv]{C} 刘君博:《美国法院附设ADR制度发展述评》,载张卫平、齐树洁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1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xv]{C} 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613页。

[xvi]{C} 李叶丹:《荷兰法院转介调解制度的新发展》,载齐树洁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12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xvii]{C} 在荷兰,调解官员属于行政人员,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调解员。

[xviii]{C} Machteld Pel & Lia Combrink, Referral to Mediation by the Netherlands Judiciary, Judiciary Quarterly, 2011, Vol. 1.

[xix]{C} C f.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  Divorce of  Divorce Procedure , ‘Anders scheiden’, The Hague , Oct . 1996 ; statistics for 1995 : CBS kwartaalsbericht 96/2.

[xx]{C} J. M. J. Chorus et al . (eds.), Introduction to Dutch Law, 4th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6, p.31.

{C}[xxi]{C} 程翔:《荷兰民事司法改革的新发展》,载张卫平、齐树洁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xxii]{C} 又译为行政申诉专员(Ombudsman,其职责是接受公民的投诉,作为中立第三方进行调解处理(有时可以作出裁决),参与调查,解决纠纷。

[xxiii]{C} Marc Hertogh, Coercion, Cooperation, and Control: Understanding the Policy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Courts and the Ombudsman in the Netherlands, in Law & Policy, 2001, Vol. 23, No.1.

[xxiv]{C} J. M. J. Chorus et al . (eds.), Introduction to Dutch Law, 4th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6, pp.4647.

[xxv]{C} 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28页。

[xxvi]{C} 齐树洁主编:《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xxvii]{C} 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xxviii]{C} 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程序分化》,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xxix]{C} 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xxx]{C} 方工:《鼓励非诉讼调解不应顾此失彼》,载《检察日报》20115173版。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硕士研究生,齐树洁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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